大队长感谢地看了杨万永一眼,这才接着讲起来。

“首领说了,不是让大伙儿去做灶户、盐户,而是做盐厂工人。

去了之后,每户只需出一人入盐厂为盐工。对于盐工,厂里不仅包食宿,每月还给一石粮食。

若是工作做得好,生产的盐够多,厂里还会分给食盐做奖励!”

听了这番话,人群气氛立马有了改变,很多人都露出了惊喜之色。

“盐工待遇这么好?是真的吗?”

“每月领一石粮食,几乎能白养三口人呢!”

“可不是——俺昨日听说在这里垦荒都是吃大锅饭,记工分,没有工钱一说,没想到盐工竟然有工钱,还那么丰厚。”

“待遇真这么好,去当盐工也不是不可以嘛。”

“···”

杨万永对盐工待遇之好也感到意外。

盐工固然辛苦,感到时间久了还容易手脚溃烂,可若能养活两三口人,却也值了。

更别提干得好还能得赏食盐。

但他也有疑惑的地方。

于是问:“大队长,上面有说怎么安排盐工家人吗?”

“俺正要说这个呢,”大队长笑着道,“首领说,要把海盐厂当成一个垦屯新规矩的试点。

不要问俺啥叫试点,俺也说不明白。俺只知道,在盐工家属先是分成小队在盐厂周边垦屯。

集体垦屯间,也如大营地这边一样,按贡献记工分。

但只要小队开垦出了八百亩田地,便可分田。

每户打底五亩地的使用权,再拿出五百亩按队里每户所得总工分多少进行分配。

至于剩余的五十亩田地,则归公。为啥归公呢?

俺们这一路来吃的粮食,不能让义军白给吧?

俺们去垦荒需要的工具、口粮义军不能白提供吧?

更别说,义军还会保护俺们的安全——义军将士们不得吃饭,不得养家,死伤了不得抚恤?”

大队长说到这里停下,人群又嗡嗡地议论起来。

杨万永注意听了听,发现大伙儿疑问不少。

“这打底就分五亩地,要是有的人家偷懒少干活儿,或者干脆去干别的,不是白得五亩地吗?”

“这分了田地,义军要收多少税?不会比大明那边还高吧?”

“···”

杨万永作为曾经的富农,则敏锐地注意到了大队长话语中的“田地使用权”。

心想,啥叫使用权?

难道分了田地,还不归他们所有?

倒是拿出五十亩田地归公这件事没人质疑什么。

正如大队长所说,垦屯过程中,他们吃义军的、用义军的,还接受义军的保护,义军得到一部分田地本就应该。

况且,算起来,他们本就是义军的一份子。

至于大明朝廷的垦荒政策是否比义军更好?

在场的难民没人懂这個。

因为大明朝廷组织的大规模垦荒,基本都在洪武年间。

普通老百姓谁知道那么久远的事?

近一两百年,大明只有少数偏僻府县,偶尔会有官员招募流民垦荒,充实户口,增加政绩。

但那些地方土地大多贫瘠,垦荒难度也高,甚至很不安全。

农民去了至少需要一年以上,乃至两三年的辛苦劳作,才能养活一家人。

另外,在没有获得官府允许的情况下,垦荒是违反朝廷律法的。

不然怎么将那些跑到深山里私自垦荒的百姓叫做逃民?

总体而言,义军在北美的垦荒条件很不错了。

也就跟大明初年没法比——那时因朝代更替死了太多人,大量熟田好地抛荒,百姓去了就能白捡。

但这种好事也就封建王朝开国的前一二十年有,其他时候就别想了。

···

人们议论了会儿,便七嘴八舌地提问,又弄得大队长焦头烂额。

过了好一会儿,才算收集齐疑问,一一作答。

“屯垦的事是俺没说仔细——先说有人偷懒咋办?

屯垦时对各户是有最低工分要求的,如果最后得到的总分太低,就不能获得保底田地,只能获得后面按工分多少所分的田地。”

听到这话,那些担心被好吃懒做之人占便宜的百姓明显松口气。

显然,若没有保底的五亩田地,只分得工分田,是很吃亏的。

倘若有人偷懒,分田时总分不及格,能分到的田地绝对会很少。

“再说田地税赋的事儿——分完田地的头一年,只需二十税一;第二年开始,改为十税一。

大伙儿不要觉得多,首领说了,除了正税之外,义军不会在种粮食的田地上加征其他杂税。

另外,征发徭役时,义军不仅会给服役之人提供口粮,还会补给一定数目的工钱,而非像大明那边一样让大伙儿自备干粮去白干。”

刘升其实原本想要直接废除徭役的,却在李长文的劝说下改变了想法。

首先,征发徭役本就是朝廷集合民众力量做事的主要手段,如果放弃征发徭役的权利,很多事便很难完成。

况且,即便是后世的民众,也

未必都是明理践行之人,更别提此时的民众了。

如果不能征发徭役,某些事即便朝廷出钱雇佣,百姓也未必愿意去做。

另外,朝廷做事需要的民夫都按市价雇佣,将会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

所以,在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前,取消徭役就是自取灭亡。

最后,民众在享有国家赋予权利的同时,本就该担负一定责任和义务。

比如兵役,后世发达国家都没有废除此项。

故此,徭役只能减少、减轻,不可能完全废除。

至于说,田税定为十税一,会不会太高,让移民们不满意,刘升并不担心。

通过他原先的一些认知,再加上李长文等人的印证,他基本了解了大明此时农民的税赋有多重。

很多人一提起明朝农业税,就会想起三十税一乃至四十税一的超低税率。

可为什么中后期农民负担那么重?

如果查看明朝田地税赋相关资料,必须要注意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条目——时间!

资料上都是写:某一年某地农业税率为百分之几。

为什么会写明年份?

因为大明各地农业税额每年都会变化——如果没变化,那肯定是相关机构和地方官府懒政,直接沿用上一年的。

大明对农业税的征收其实是定额摊派。

比如说,朝廷要求某省今年要交多少万石粮食作为农业税,然后省里分摊给各府,府里再分摊给各县,县里则往里甲摊派。

当然,大明朝廷也并非一点不灵活。

倘若某省今年多地受灾,粮食歉收,省级官员是可以跟朝廷在农业税额上讨价还价的。

比如说奏请减免某地农民税赋。

这种政策,在吏治清明,朝廷中枢及地方官府运转良好时,农民负担确实不算重。

可到了王朝中后期,中枢高层昏聩无能,地方吏治腐败,再加上一两百年来的土地兼并,三十税一的农业税就只能成为传说了。

比如,某省今年多地受灾,粮食歉收严重,可巡抚等高官因政绩等考虑,隐瞒不报。

再加上中枢高层昏聩不查,就会给该省定一个正常年景的税额。

接着各级地方官府开始摊派,因为贪腐、无能,税额该多的地方摊派却少,该少交的地方摊派数额却多。

官员、士绅免税,又往往是大地主,于是摊派下来的定额农业税大多落到了少数自耕农头上。

自耕农遭了灾,没得到救济,反而被官府逼着缴纳沉重税赋。

想想会有多惨?

曾经的富农杨万永就是这样被逼逃离家乡的。

而在这种情况下,对明末许多农民而言,根本就不知道三十税一这回事。

他们所面对的人是县里来崔征的吏书、衙役,以及帮着崔征的乡贤里长。

这些人只会告诉农民,今年你家夏税秋赋应缴多少,这运粮去京城的运输费及损耗又是多少,什么丁银、役钱、辽响、剿饷、练饷等又该交纳多少。

最后当着农民的面,算出一个“公正”的数目,并开条告诉农民,哪日之前必须缴纳齐钱粮,如果缴纳不齐,会承担怎样严重的后果。

就是这个看似“公正”的数目,却会让农民倾家荡产,甚至是卖妻子儿女。

如果只是卖了田地成为佃户,或许还能忍受。

可如果到了卖妻子儿女这步,就没几个人能忍了,要么拖家带口逃离家乡,要么干脆揭杆造反!

杨万永等难民逃离家乡,虽然主要是因为旱灾、蝗灾,可沉重的税赋,各种杂税摊派,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听大队长宣布了义军的税赋政策后,很多人先是一愣。

随即就不可置信的惊喜欢呼——

“太好了!真的只缴纳正税吗?”

“服役时真的包吃,还补给工钱?”

“···”

百姓们并非质疑,只是觉得政策太好,不敢相信而已。

杨万永觉得义军不可能拿这事开玩笑,于是趁着人群稍安静,问起他所关心的事。

“大队长,你之前说分了田地我们有使用权是啥意思?田地难道不是俺们的吗?”

“就知道有人会问这个事。”大队长笑起来,“俺当时听着也糊涂,特意向王总管反复问了。

这田地说不是俺们的,其实跟是俺们的差不多。

这么说吧,在北美这边,田地的所有权或者说田骨,都是华部的。

俺们分了田地后拥有的使用权跟外面的永佃权有点像,又有些区别。

在北美这边,你买卖田地,只能买卖使用权,且必须去相关衙门立契约,不得私下里买卖。

另外,你可以把田地租给别人种,但这个人却不能再租给第三人种。大伙儿听明白了吗?”

下面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显然听迷糊的不少。

“听着好像和外面没啥区别,可又确实不太一样。”

“杨队长,你觉得跟外边区别大吗?”有人问杨万永。

杨万永却已经大概理解了“田地使用权”的意思,闻言笑道:“就像大队长说的,说是跟外面不一样,但其实

差不多。”

这时大队长又高声道:“大伙儿别琢磨了,说起来,这盐工可不是报名就能选上的。

因每户都要出一人做盐工,又要垦荒,所以至少有两个丁壮的家庭,才能报名。

想报名的现在就来找俺,若是一会儿上面从别的大队招满了,可别怪俺!”

一听说还有要求,很多百姓才确信当盐工是好事。

于是也不去琢磨分田的事了,符合条件的纷纷向大队长围过去。

杨万永觉得这是个快速发家致富的机会。

于是也跑去报名。

但他不准备自己当盐工,而是想让刚十七岁的大儿子去。

年轻人学东西更快。

他虽然还没老,可学东西肯定不如大儿子。

最主要的是,他的本领主要在种田等活计上,去盐厂发挥不出来。

等分了田地,才是他大展身手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