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迪威作为王五特使二次渡江前往武昌，但这回老张压根没回话。
一幅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但也没继续死鸭子嘴犟和王五搞心理战，拿王永康说事，反正就是摆出一幅我不动，你就不能动的姿态。
看情况，老张是准备搞持久战了。
就是看看到底谁更需要谁。
套用后世名言，即时间是检验一切的真理。
因为，老张有的是时间。
王五，没有。
同水师总兵官郭法广一起从下游回来的罗子木给出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其道：“现在的情况，好比将军同张长庚一块把头埋入长江，谁先憋不住气把头冒出来，谁就输了。”
这个形象还真是贴切。
老张所仗是王五根本没有实力攻打武昌，东进的目的无非围点打援，或围魏救赵，那么王五想要达成这个战略目的，势必就得向他老张低头，并“乞求”老张的配合。
如此，才能将西山的几万清军一批批调出来，再一批批加以歼灭。
王五不低头可以，就这样耗着呗。
老张在武昌能耗，吃香喝辣都行，因为他只要把武昌守住就行。
反正他这個湖广总督早在去年就失去了对湖广战事的“指导权”，康亲王杰书和湖北实际长官巡抚胡全才都在江北，朝廷要追究兵败责任，追究失地弃地什么的，也是找杰书和胡全才，八杆子也找不到他张长庚。
这么一想，老张就来劲了。
巴不得王五在江北同杰书、胡全才杀个三进三出，两败俱伤才好。
到时候，朝廷不用他这个保卫武昌的大功臣出来收拾烂摊子，用谁？
老张能耗，王五怎么耗？
若不能利用荆州之战取得的优势扩大战果，削弱长江以北的湖北清军，随着时间推移，优势又将一点一点向清军倾斜。
眼下天气转暖，估摸十度左右是有的，原先因为极寒天气和流民问题导致的交通线问题，已经慢慢恢复。
当真是形势不等人。
赵进忠建议再派人去和张长庚谈，毕竟这个贼清总督失过节，再失一次节没什么。
大不了给对方多送些金银财宝，甚至明确明军绝不渡江都行。
罗子木却认为没必要再同武昌谈，因为双方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一个事实。
那就是只要明军愿意，随时可以利用手头这支并不算强大的水师隔绝长江两岸，导致江北清军同江南清军的通讯不畅。
各打各的，各自也不知对方什么情况。
利用这个通讯不及时导致的信息差时间段，完全可以散布各种谣言，使得躲在宜昌的杰书坚信明军正在攻打武昌，如此一来，为保武昌重镇不失，杰书肯定拼命从西山调兵援救武昌。
否则武昌也丢了的话，他杰书这个帽子王弄不好都得降等。
眼下离清军入关才二十二年，虽然八旗腐朽速度惊人，但军功依旧是清军的主要奖赏机制。
有功赏，有过罚。
帽子王也不例外。
王五当即召来负责水师的总兵郭法广，问其能否确保至少半个月内长江航道无片船经过。
郭法广并未马上回答，而是同部下们商议了下之后再给予回复，水师半个月内可以完全隔绝长江航道，但是可能无法阻止如渔船之类的偷渡。
渔船体积太小，若夜间悄悄入江，巡逻的水师战船很难发现。
要真是渔民为了讨生活打鱼则罢，万一是奸细通风报信是怎么也堵不住的。
“那就禁江！”
王五下定决心，传令荆州至汉阳这一带驻防明军，不许沿江任何船只下岸，违者杀无赦。
为期一个月。
考虑长江沿岸渔民在这一个月内若无法“工作”，一家老小生活必然困难。
又命留守荆州的道台钱文涛组织若干“工作队”，沿江一一宣传明军政策，给渔民钱粮补偿。
为了让渔民既心甘情愿不“工作”，也为让沿江多达数万的渔民成为明军的耳目，王五除令补偿钱粮翻倍外，又鼓励渔民抓奸查奸。
凡捕获奸细者俱给高额赏赐。
对获赏者也绝对保密，确保不会遭到清军报复。
结合前世的保密办法及奖励机制，王五亲自制定了名为《长江捕奸查奸办法的条例，命钱道台专门抽调人员负责。
与此同时，分兵攻占汉阳府所属沿江交通要道，建立了一条自荆州向下游汉阳的长江封锁带。
王五亲率主力七千余攻打汉阳府城。
此地即后世武汉市汉阳区，与武昌隔江对望。
自古北方用军武昌，汉阳是必占之地。
攻打汉阳，则先要拿下汉阳门户汉川。
根据情报显示，汉川城中的清军绿营兵有两千多人，属安陆营。
汉川城不大，但城墙完善，在之前的明末农民起义战争、明清战事中都不曾被破坏。
两千多营兵再配以数量不等的城中青壮，也是块不大不小的硬骨头。
明军虽携带了几十门轻型炮，也将在荆州缴获的清军攻城器械调了一批过来，但在此之前王五从来没有攻打城池的先例
，对于攻城战除了前番清军两次强攻荆州外，可以说一无所知。
属赶鸭子上架。
若强攻不果，王五便准备祭出棺材爆破法，拿汉川城实际检验一下这个可以决定王朝兴衰的战术。
然而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明军的先锋刚刚抵达汉川城，城中的知县连同驻军游击就打开城门投降了。
搞的带领骑兵先至汉川的徐霖莫名其妙，甚至怀疑有诈，耽搁半个时辰后才敢带兵进城接收。
很快，汉川知县周武元同驻军游击孙有德就被带到了王五面前。
打量了两个有些紧张且害怕的汉川文武领导后，王五不禁好奇询问城中有多少守军。
被告知城中确有营兵2100人。
“何以不守？”
“不敢守也！”
“何以不敢守？”
“恐成满城第二。”
“”
汉川知县周武元的话让王五怔了好几个呼吸。
其发怔之时，那周武元同游击孙有德却是“扑通”下跪，恳求明军不要屠城，若真要杀人，杀他知县和游击便是。
“百姓何其无辜也！”
知县周武元大力以脑击地，竟致额头鲜血渗出，继而血流满面。
游击孙有德虽未以脑击地，却也视死如归，真就愿拿自己一条命换汉川城中数万百姓安危。
“百姓无辜，从前为难民，今为顺民，本将兴兵复明，意欲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怎会为难百姓。”
王五扬手传令，“大军进城，不准杀人，不准抢劫，不准奸银，有违者，悬级城头。”
见状，周武元和孙有德不由松了口气，继而神情复杂看着眼前年轻人。
“你二人仍居本职，文官管好百姓，武官管好手下兵士即可，不必担忧。”
说到这，王五忽的一笑，“若这汉川从此归了大明，你二人便是大明官。若这汉川仍就叫鞑子占了，你二人便继续做那鞑子官。”
言罢，命人将周武元、孙有德带下，各自同明军交接。
待二人走后，不无感慨道：“未想屠城倒屠出民心来了。”
又想清军入关大肆屠城，结果硬是屠出个两百多年的江山来，更是忍不住摇头道：“或许害怕也是一种民心。”
都说得民心者得天下。
满清以事实证明这是个悖论。
当初王五率军初进武昌时，市井百姓无不对明军仇视万分，踊跃参军抗清者寥寥无几，显是“民心”都叫清军屠怕了。
今日屠的妙用反落在了明军头上。
汉川守军畏惧明军屠城开门投降，说时务者也好，说真为百姓考虑也好，都符合王五的利益。
毕竟他手下能战兵马数量有限，攻城牺牲过多实在心疼，也不利下一步“围点打援”。
汉川的不战而降影响到了周边地区，明军所经之处的乡镇也皆无抵抗。
但在向汉阳府城进军途中却发生了一些不太和谐的事。
高大节部下有人血洗了某镇一个大地主家，将人家府上三十多口人全部杀光，家中存银也尽被挖掘抢走。
事情当即报到王五这里。
高大节命人将参与抢劫的二十多名士兵绑了，一脸愧疚的把人押到王五这里请罪。
态度也很明确，要杀要剐，他高大节绝不会皱眉头。
“下不为例！”
未想王五并没有利用这件事杀鸡给猴看，只命将参与抢劫杀人的士兵各打二十大板。
原因在于，这些吴军官兵杀害的不是普通百姓，而是一个于地方盘根错杂、经营多年的大地主。
不说这家地主有恶无恶，对地方士大夫和地主阶级的清洗，本身就符合王五的利益。
某种程度上，城市的士大夫阶层影响力高于农村的地主阶级，但在动员能力这一块，农村的地主阶级反而胜过城市的士大夫阶层。
这就是皇权不下乡的特征。
你让城里的某位老爷动员人手反抗明军，他最多动员自个的家仆和亲朋好友，了不起百多号人。
但农村的地主们若要动员的话，则是整村整乡的动员。
少辄几百人，大辄几千人。
中国历代王朝，不管是乡勇还是团练，其主力都是扎根在农村的地主阶级。
以朴实农民组成的团练队伍，战斗力也是极强的。
王五既决定攻打汉阳城，那肯定是要彻底控制汉阳府，那么当地原有的统治阶级不存在是最好的。
在一张白纸上作画可比在一张已经画过的草纸上作画要简单的多。
用忠实于自己的力量取代另一个不可靠的力量，方式多种多样。
归根结底无非文和武两种方式。
汉川城，王五不准杀人，不代表他不想将城中的原统治阶级清洗掉。
能用则用，不能用便不用。
但这个清洗肯定是文洗。
毕竟，他当众下令“三不准”，没理由自个打自个脸。
但在城市以外地区，手段可以相对多一些、变通一些。
有些事，并不需他自己动手也能达到效果。
当然，眼下他还无意对地主阶级举起屠刀，因
为他连汉阳城都没拿下来就急于搞地方清洗，有点半场开香槟的感觉。
人情世故上，也不允许王五将那二十多个吴军士兵军法从事。
原因是人家并不是他的兵，只是奉他老丈人吴三桂之命暗中支援的客兵。
就算王五真要杀人立威，也必须吴三桂点头。
若不经吴三桂就把士兵杀了，吴三桂心里不舒服，汪士荣、高大节乃至这两千多帮他打生打死的吴军将士都会不舒服。
心中若扎下刺，这根刺便永远扎在那。
王五想要的不仅仅是这两千多吴军精锐，他想要的是整个吴周集团！
如此，除非这些士兵十恶不赦，滥杀无辜，否则，他就不能挥动屠刀。
各打二十大板，再让高大节注意一下军纪，这个处置办法显然是较好的。
至于苦主的冤屈，王五也只能保持沉默。
占领汉川后，徐霖就奉命率骑兵继续东进，切断汉阳城同各地联络。
江上这一块，水师也完全执行了禁江令，导致汉阳守军彻底同武昌失去联系，及至明军大举前来，城内人心惶惶。
王五没有急于攻城，因为他想让汉阳城同汉川城一样走一条光明大道，而不是负隅顽抗。
汉川是县城，汉阳是府城，城池规模不同，城墙厚度自也不同。
同时，城内的官员意见也不像小县城一样那么统一，而是有左有右。
左，即降。
右，即守。
明军在王五部署下很快将汉阳城围住，情报表明城中守军有四千多人，但都是守备汛兵。
地方部队，战斗力不高，披甲率也低，火铳大概七八人才有一杆，城上火炮也仅六七门。
因此城中守军不敢出城与刚刚取得荆州大捷，重创几万清军的明军野战。
但明军第一次劝降后，城内也没回应。
“半个时辰后再喊话，不降城破不分老弱男女，皆屠！”
可能是汉川不战而降让王五体会到其“屠夫”威名妙用，于是果断吓唬起汉阳城中的清廷官员来。
也给了城中清朝官员另一个选择——“降者，除民外，余者皆可渡江去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