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1991-1994年间,上高中的时候,我们要住校,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六中午才能回家一趟,主要是回去拿生活费,一个月80块钱吧。我记得非常清楚,那个时候,一个大馒头012元,二两米饭,3毛钱,菜也很便宜,虽然没有大鱼大肉,可是每顿能吃上热菜,偶尔还能吃上一顿荤菜,与初中时相比,已经是好的没有影了,与在老家的家人来比,更是无法比拟了。

一路颠簸,转车三次,一般下午三四点钟才会到家,住上一晚,第二天中午一过,就必须要返校了,晚上还要上晚自习呢!每次吃过午饭,父亲就会骑着自行车送我到离家十来里路远的车站去坐车。

毕竟是乡镇班车,时间点不是那么的准时,早上个十几分钟,或者晚上个十几分钟,那都是家常便饭。所以每次我们都是早早出发,至少要提前20分钟。在路边等车的时候,父亲就会趁着这个工夫,苦口婆心的给我讲上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让我记得,要完善自己的性格,不但要敏于行,还要敏于言,人生在世,一个人的人生是否成功,他的能力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能力很大一部分体现在这个人的人际关系的处理上。

我想父亲肯定不知道情商这个词,不过那个时候,我虽然有些不以为然,认为成绩好,分数高,才是王道,可是父亲的告诫也让我清楚的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慢慢的长大之后,我越来越认同父亲的话,很早就开始试着去修正自己人生的前进方向。

我的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是农民,就有剪不断的土地情结。我说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他一生几乎都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土地,虽然他也曾经短暂的闯荡过新疆,也曾经试图在土地之外的世界作一些努力,但最后无一例外的均以失败而告终。只有土地,让他的一生有了些许亮丽的色彩,只有土地,让他的心灵有了一块安稳的放置空间。

父亲是随共和国成立而出生的一代人,这一代人目睹和经历了新中国几乎所有的政治事件和经济灾难,和随后的特殊年代,当然他们也体验了改革开放的甘甜与辛酸。他们这一个群体是见证了新中国建立和发展历程的一代人,这一代人为新中国作出了种种努力和探索,包括默默生存,默默经营土地,默默忍受着贫穷和苦难,默默的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作为农民的父亲,童年和青年时期可以说是充满坎坷和不幸的。在我的记忆中,父亲虽然从来没有一次地谈起过他童年的艰辛与困苦,可是从别人的只言片语中,我还是了解到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艰辛和无助。

这种艰辛与困苦直接造成了父亲企图通过读书来摆脱土地的失败——在那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年代,父亲只断断续续读完了小学,初中只读了一半,就因为饥饿而被迫辍学了,可想而知,这样的打击对一个一心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一心要走出这片土地的孩子来讲,是多么的无奈,多么的悲怆,多么的心痛。

有一次父亲喝得有些醉意,才听他说起,他上初中的时候,每天早上在家里喝一碗可以照出人影的稀饭,然后拿着拳头大小的红薯面窝窝头,走七八里地去上学。走在半路,有时候实在饿的不行了,就走到路边的沟里躺一会,稍微恢复了一点体力之后,再爬起来继续赶路,有时候要歇好几次才能到学校,但是再饿那个窝窝头也不能动,因为那是午饭。再后来,连每天一个窝窝头都没有办法保证了,也就没有办法再坚持下去了

父亲年轻的时候做过好多好多事,他写的一手好字,做过公社共青团书记,是当时为数不多的青年党员。70年代带领全镇一万多民工在泗洪县扒河,因为一时的意气用事,为了乡亲们的利益而为民请命,犯了错误,被撤销了职务和党员的资格。

从此后,父亲就待在了这几亩地,在那里打磨着自己的青春,也许在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和土地的不解之缘。他说也许自己这辈子只有和土地打交道的命,父亲在说这些话时充满了无奈。我清楚他心里的苦楚,却没有说过什么安慰他的话。

在我看来,即便是种地,父亲也并没有获得他所期待的那种成功。春去秋来,父亲在自己的土地上年年播种着,收获着,辛劳的成果是一袋袋不会说话的粮食。

因为谨记父亲的教诲,所以我经常反省自己,要锻炼自己,提升自己,做一个完美的人。于谦说得好“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进入大学后,由于家庭条件的原因,我除了保持学习的热情外,再就是找各种兼职,一为了赚点钱,二是为了管理自己内向的性格。

那个时候兼职的机会少之又少,不过就是凌晨三四点钟早起去居民楼送个奶啊,每一瓶奶提个两分钱,或者去校办工厂干点零活,要不就是去交警队做个志愿者啥的。

虽然看来都是些鸡零狗碎的小事,可是大学的几年里,我一直积极的参加各种社团活动,从能干活,到会干活,从嫉恶如仇,刚正

不阿,到看人点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拍领导马屁,学会喝酒抽烟,慢慢的,一步步的坐上了学生会的二把手。这些事不但锻炼了我与人交往的能力,也让我认识到了现实生活远比书本知识更复杂,丰富,更能磨炼一个人的心智。

所以在这七天的实习中,我遇到问题就开口去问,无论熟悉还是不熟悉,无论他是白领还是工人,我都敞开笑脸,真诚相待,热心请教,真心的希望人家能够教我一点半星。教了,咱感恩不尽,不教,咱继续求索。

到了办公室后,就只有六天了,马上就要过年了。车间里,办公室里到处都是忙碌的身影,因为过年要放假,为了不影响假期中间的正常生产和运营,客户都要在年前把年后的一部分订单提前下了,这样才不至于会耽误年后的生产。

听说徐主管过几天就要回东北老家过年去了,年后正月初十才会回来,所以在他离开的这半个月里,我是营业部唯一的成员,要独立承担起整个营业部的工作。

因此,这几天我也在紧张的跟着徐主管学习怎么下单,怎么跟进,怎么出货等,出了问题怎么解决等等,恨不得一下子把所有的东西都学会,恨不得把每一秒钟都分成两半来过。

不过我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努力帮了我的大忙,虽然仅仅只有7天的实习,却让我在短期内积累了大量的知识,虽然很多东西都是一知半解,但是只要许主管一提,我很快就能反应过来,稍微有点难度的,也只需要稍微动动脑子,琢磨琢磨,也可以迅速对上号,因此徐主管对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徐主管今年31岁了,听说他这次回老家,一是为了过年,他已经连续三年没有回家过年了,二是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相亲,他家里人给他介绍一个本族的姑娘。

成贤的前一任厂长叫姜再熙,后来跳槽去了东莞清溪镇的新冠电子厂(韩国大宇)做总经理,徐德勇就是当年姜再熙招进来的,两人当年辛辛苦苦,尽心尽力,把工厂从10来个人的小作坊干成了今天的这个中等规模,在这期间,两人结成了深厚的友谊。虽然后来姜再熙跳槽了,可是两人的关系一直还保持的不错。

前几天姜再熙听说徐德勇要回老家相亲了,再说,徐德勇也都31岁了,个人问题早该有个着落了,作为老上级,老朋友,老同事,当然要帮他一把,为他助力。姜再熙就非常大方的送了徐德勇一部摩托罗拉的翻盖手机,价值4000多元吧。

那个年代,虽然手机已经不是砖头那么大了,可是也是相当牛x的东西,拥有者也是凤毛麟角。虽然徐德勇是鲜族人,他的工资比其他主管要高200块,达到2000,即使如此,这样一款手机也要他两个多月的工资。

那个时候还是传呼机大行其道的年代,一部摩托罗拉的汉显的传呼机都要将近两千元,我上大学时候班里只有三部:官二代焱哥,永城矿务局的子弟姚深,家里跑长途客车的师伟,其他同学中还有几部数字传呼机。

传呼机的使用,需要先配一张小卡片,每个姓氏都有固定的数字代替,一些固定用语也用数字代替,譬如:112,32,其中11就是指张姓,2指女姓,32对应:请回电话,连起来就是:张女士请你回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