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舍掉了专营店那么一大块肉，宁卫民的心当然会疼。
他可不是那种能忍气吞声的窝囊废。
别看他表面上总是一团和气。
那是因为他在康术德的调教下，懂得了“和气生财”的道理，相信这样对自己更有利。
本质上，他的成长经历，早就把他造就成了一个只肯按照自己的心意行事的人。
说白了，他就是不愿意受人操作，不受命运摆布，脑后有反骨的活魏延。
所以当碍于形势需要，不得不无奈选择退让，蒙受损失的时候。
私下里的他，可没那么老实。
免不了就要想点别的办法为自己捞回些损失了。
怎么捞回损失啊？
嗨，简单。
以他的职务，以他的能力，要想悄没声的干点以权谋私、损公肥私的事儿，难道会很困难吗？
别的不说，他用皮尔·卡顿的服装款式去生产服装牟利，就再方便不过了。
要知道这年头啊，国内的商业和生产环境是很有特色的。
在长期计划经济公有制主导下，无论各行各业，大厂小厂，大店小店意识形态几乎都是一模一样。
大家只知道“天下为公”，在知识产权的意识方面可落后太多了。
不但没有保护自己的意识，也没有不抄袭别人的觉悟，甚至就连追究相应责任的法律条文都没有。
公众对假冒伪劣产品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冒用商标，和以次充好的程度。
这就等于是说，只要商品质量不出大问题，生产厂家没有冒用别家的商标。
那就是把产品完全照抄，和正宗产品生产得一模一样，都没人去管。
所以宁卫民完全无需担心，会因为“山寨”皮尔·卡顿公司的服装承担什么法律风险。
他只要让缝纫社把服装生产出来，然后倒手批发卖出去，就可以轻而易举的获利。
别忘了，服装的版型对他来说根本就是现成的。
缝纫社可是皮尔·卡顿的供货商，包揽了为其生产散单服装的业务了。
宁卫民要么直接使用这些版型，要么从公司再拿来另外的纸样来，都行。
说起皮尔·卡顿的纸样，那可真是方便极了。
与人体比例为一比一，分为不同尺寸和规格。
便于裁剪，还可以多次使用，甚至可以用别针穿好试穿。
说白了，从缝纫社生产出来的服装，压根就是皮尔·卡顿的官方盗版啊。
除了面料，宁卫民会换一种更便宜的，肯定与原版有所不同之外。
其他做工方面，都不会与正品有任何差距。
另外，在迎合市场方面，在判断某种服装市场潜力上，宁卫民也远比其他任何人更有优势。
因为以他和对市场情况的了解，对历史走向的把握。
毫无疑问，他肯定能准确地选择出最符合京城市场需求的服装来。
过去不这么干，只不过是他觉得道德上有亏欠罢了。
但现在可不一样了，他不再对公司最终如何安排自己，抱有任何理想化的希望。
也就没有了心理障碍。
哪怕直面宋华桂，他都不认为自己错了，反倒完全放开了手脚。
而事实上这种实惠还相当诱人，首批货就让宁卫民旗开得胜。
2月底、3月初的两个星期，他进了一批便宜的国产布料，让缝纫社生产了两种颜色，总共二百四十多条欧版的西装男裤。
比起使用进口面料的正品，这批仿品的成本一下降低到了一半，仅仅十六块一条。
但服装款式和面料质地，都远比商店里销售的一般国货要好一些。
于是最后，宁卫民根本就没批给其他的个体户们，统统发给了罗广亮的人。
在秀水街以剪标货的名义，按四十八元外汇券一条的价钱出手，非常顺利地全卖给那些外国人了。
无论是缝纫社、宁卫民还是罗广亮的人，都从中赚到了极为丰厚的利润。
这样一来，宁卫民就忍不住跟李主任和边大妈正式商议起扩大生产规模，引进生产设备的事儿了。
他还真打算就此正式开练，要制造属于自己的服装了。
不为别的啊，主要是干这个，他优势太多了，太有便利条件了。
现在不善加利用，那过期可就作废了。
说句实话，眼下的服装市场是极为暴利的市场。
任何行业也没服装业在当下的造富能力强，这就是大势所趋。
要不为什么，国内第一批有钱的个体户，几乎都是靠练服装摊儿造就出来的呢。 甚至宁卫民都想好了一个可以碰瓷国际名牌企业，便于忽悠国内同胞的牌子——花花公子。
要知道，在上辈子，宁卫民自己就没少上这种假洋货的当。
什么花花公子、梦特娇、法国鳄鱼、美国骆驼、各种老人头、各种华伦天奴……
这些服装品牌卖的都是国际大牌的高价。
但质量却比路边摊上的三无商品强不了多少，实在坑人坑到家了。
直到后来，宁卫民才逐渐搞清楚，这些牌子其实根本不是什么国际大牌。
几乎都是本土化山寨的玩意，不少压根就是杜撰出来的，获得授权的贴牌厂家都很少。
可问题是偏偏国人还就吃这套。
好像越是这种本土制造，名字好记的洋牌货，就越容易招人去买。
只要商家肯打个狠折，保准有会一大帮晕头转向的人，认为便宜在眼前，踊跃掏钱的。
所以宁卫民为了更高效地把自己的服装卖出去，卖个好价钱，眼下也决定要这么干了。
他相信只要是成年男人，哪怕是第一次听说，都会对“花花公子”这个品牌过耳不忘的。
因为这个词儿才富有想象力了，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系列发散思维。
如果对国外有一些了解的人更好。
那他自己就会不自觉联想到闻名遐迩的“花花公子”杂志上去。
不过宁卫民和其他靠山寨发财的人，还有个很关键的区别。
那就是他做事更稳妥，更有远见，手尾更干净，更不容易让人抓到他法律上的痛脚。
他可不会直接图省事，直接去使用花花公子的商标。
而是为了法律上的绝对安全，决定要去注册一个正式商标，仅仅做到似是而非的地步。
比如用OK手势代替了小兔的头像。
比如用“partyboy”代替“playboy”。
反正国内还很闭塞，对国际品牌的识别能力不强，这样既不一样，又容易混淆，已经足够用了。
恐怕日后就是休·海夫纳本人亲自来共和国告他，也没用。
并且也不排除一种可能。
他的“花花公子”，在日后对于国人来说，反倒会比正牌儿的“花花公子”还要知名呢。
这种事儿可不是没有过。
奥利奥饼干不就是山寨货，靠抄袭盖过了正品的“Hydrox”饼干吗？
那么也许，到时候他就会把这个牌子，以高价转卖给真正的“花花公子”集团。
生意嘛，总是拥有无限的可能性。
一步超前，也许就会是一笔庞大的财富。
就这样，摇身一变，宁卫民又即将成为碰瓷国际大牌的第一人了。
而且有意思的是，就在决定这么干的时候，就连道德上，宁卫民也找到了同盟军，和支持他这种行为正当性的理论依据。
敢情京城的高校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饱受西方哲学的影响，眼下居然开始闹腾上“存在主义”了。
不少未来的社会栋梁开始公开表示厌恶集体主义了。
他们更愿意相信西方世界的民主，相信以人为中心、充分尊重人的个性和自由的口号。
为此，他们大力宣扬人是在无意义的宇宙中生活，人的存在本身也没有意义。
声称人活着唯一有价值的目的，就是实现自我塑造、自我成就。
人必须活得精彩，才能拥有意义。
说白了，这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自私理论。
不过在宁卫民看来，这些高学历的人在立牌坊上，可是相当有水平的。
像他们居然能把“自私”二字，用花里胡哨的名词，标榜得如此崇高。
而那个大明星刘晓芩就是差在文化不足上了，傻实在傻实在的。
她今年成了明星出自传的第一人，这本就是个树大招风的事儿。
然而在她那本名为《我的路》的书中，她不但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以及在电影圈的奋斗历程。
讲述自己的个人价值、个人目标，甚至公开表达个人名利欲望。
不用说，在一个标榜人人做“螺丝钉”的时代，这无疑捅了个大马蜂窝。
所以说了真心话的刘晓芩立马就惨了，一下子就成了遭广大群众批判的反面典型。
她的处境要放在三十年后，那就是人设崩了，遭遇全民网暴。
(本章完)
他可不是那种能忍气吞声的窝囊废。
别看他表面上总是一团和气。
那是因为他在康术德的调教下，懂得了“和气生财”的道理，相信这样对自己更有利。
本质上，他的成长经历，早就把他造就成了一个只肯按照自己的心意行事的人。
说白了，他就是不愿意受人操作，不受命运摆布，脑后有反骨的活魏延。
所以当碍于形势需要，不得不无奈选择退让，蒙受损失的时候。
私下里的他，可没那么老实。
免不了就要想点别的办法为自己捞回些损失了。
怎么捞回损失啊？
嗨，简单。
以他的职务，以他的能力，要想悄没声的干点以权谋私、损公肥私的事儿，难道会很困难吗？
别的不说，他用皮尔·卡顿的服装款式去生产服装牟利，就再方便不过了。
要知道这年头啊，国内的商业和生产环境是很有特色的。
在长期计划经济公有制主导下，无论各行各业，大厂小厂，大店小店意识形态几乎都是一模一样。
大家只知道“天下为公”，在知识产权的意识方面可落后太多了。
不但没有保护自己的意识，也没有不抄袭别人的觉悟，甚至就连追究相应责任的法律条文都没有。
公众对假冒伪劣产品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冒用商标，和以次充好的程度。
这就等于是说，只要商品质量不出大问题，生产厂家没有冒用别家的商标。
那就是把产品完全照抄，和正宗产品生产得一模一样，都没人去管。
所以宁卫民完全无需担心，会因为“山寨”皮尔·卡顿公司的服装承担什么法律风险。
他只要让缝纫社把服装生产出来，然后倒手批发卖出去，就可以轻而易举的获利。
别忘了，服装的版型对他来说根本就是现成的。
缝纫社可是皮尔·卡顿的供货商，包揽了为其生产散单服装的业务了。
宁卫民要么直接使用这些版型，要么从公司再拿来另外的纸样来，都行。
说起皮尔·卡顿的纸样，那可真是方便极了。
与人体比例为一比一，分为不同尺寸和规格。
便于裁剪，还可以多次使用，甚至可以用别针穿好试穿。
说白了，从缝纫社生产出来的服装，压根就是皮尔·卡顿的官方盗版啊。
除了面料，宁卫民会换一种更便宜的，肯定与原版有所不同之外。
其他做工方面，都不会与正品有任何差距。
另外，在迎合市场方面，在判断某种服装市场潜力上，宁卫民也远比其他任何人更有优势。
因为以他和对市场情况的了解，对历史走向的把握。
毫无疑问，他肯定能准确地选择出最符合京城市场需求的服装来。
过去不这么干，只不过是他觉得道德上有亏欠罢了。
但现在可不一样了，他不再对公司最终如何安排自己，抱有任何理想化的希望。
也就没有了心理障碍。
哪怕直面宋华桂，他都不认为自己错了，反倒完全放开了手脚。
而事实上这种实惠还相当诱人，首批货就让宁卫民旗开得胜。
2月底、3月初的两个星期，他进了一批便宜的国产布料，让缝纫社生产了两种颜色，总共二百四十多条欧版的西装男裤。
比起使用进口面料的正品，这批仿品的成本一下降低到了一半，仅仅十六块一条。
但服装款式和面料质地，都远比商店里销售的一般国货要好一些。
于是最后，宁卫民根本就没批给其他的个体户们，统统发给了罗广亮的人。
在秀水街以剪标货的名义，按四十八元外汇券一条的价钱出手，非常顺利地全卖给那些外国人了。
无论是缝纫社、宁卫民还是罗广亮的人，都从中赚到了极为丰厚的利润。
这样一来，宁卫民就忍不住跟李主任和边大妈正式商议起扩大生产规模，引进生产设备的事儿了。
他还真打算就此正式开练，要制造属于自己的服装了。
不为别的啊，主要是干这个，他优势太多了，太有便利条件了。
现在不善加利用，那过期可就作废了。
说句实话，眼下的服装市场是极为暴利的市场。
任何行业也没服装业在当下的造富能力强，这就是大势所趋。
要不为什么，国内第一批有钱的个体户，几乎都是靠练服装摊儿造就出来的呢。 甚至宁卫民都想好了一个可以碰瓷国际名牌企业，便于忽悠国内同胞的牌子——花花公子。
要知道，在上辈子，宁卫民自己就没少上这种假洋货的当。
什么花花公子、梦特娇、法国鳄鱼、美国骆驼、各种老人头、各种华伦天奴……
这些服装品牌卖的都是国际大牌的高价。
但质量却比路边摊上的三无商品强不了多少，实在坑人坑到家了。
直到后来，宁卫民才逐渐搞清楚，这些牌子其实根本不是什么国际大牌。
几乎都是本土化山寨的玩意，不少压根就是杜撰出来的，获得授权的贴牌厂家都很少。
可问题是偏偏国人还就吃这套。
好像越是这种本土制造，名字好记的洋牌货，就越容易招人去买。
只要商家肯打个狠折，保准有会一大帮晕头转向的人，认为便宜在眼前，踊跃掏钱的。
所以宁卫民为了更高效地把自己的服装卖出去，卖个好价钱，眼下也决定要这么干了。
他相信只要是成年男人，哪怕是第一次听说，都会对“花花公子”这个品牌过耳不忘的。
因为这个词儿才富有想象力了，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系列发散思维。
如果对国外有一些了解的人更好。
那他自己就会不自觉联想到闻名遐迩的“花花公子”杂志上去。
不过宁卫民和其他靠山寨发财的人，还有个很关键的区别。
那就是他做事更稳妥，更有远见，手尾更干净，更不容易让人抓到他法律上的痛脚。
他可不会直接图省事，直接去使用花花公子的商标。
而是为了法律上的绝对安全，决定要去注册一个正式商标，仅仅做到似是而非的地步。
比如用OK手势代替了小兔的头像。
比如用“partyboy”代替“playboy”。
反正国内还很闭塞，对国际品牌的识别能力不强，这样既不一样，又容易混淆，已经足够用了。
恐怕日后就是休·海夫纳本人亲自来共和国告他，也没用。
并且也不排除一种可能。
他的“花花公子”，在日后对于国人来说，反倒会比正牌儿的“花花公子”还要知名呢。
这种事儿可不是没有过。
奥利奥饼干不就是山寨货，靠抄袭盖过了正品的“Hydrox”饼干吗？
那么也许，到时候他就会把这个牌子，以高价转卖给真正的“花花公子”集团。
生意嘛，总是拥有无限的可能性。
一步超前，也许就会是一笔庞大的财富。
就这样，摇身一变，宁卫民又即将成为碰瓷国际大牌的第一人了。
而且有意思的是，就在决定这么干的时候，就连道德上，宁卫民也找到了同盟军，和支持他这种行为正当性的理论依据。
敢情京城的高校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饱受西方哲学的影响，眼下居然开始闹腾上“存在主义”了。
不少未来的社会栋梁开始公开表示厌恶集体主义了。
他们更愿意相信西方世界的民主，相信以人为中心、充分尊重人的个性和自由的口号。
为此，他们大力宣扬人是在无意义的宇宙中生活，人的存在本身也没有意义。
声称人活着唯一有价值的目的，就是实现自我塑造、自我成就。
人必须活得精彩，才能拥有意义。
说白了，这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自私理论。
不过在宁卫民看来，这些高学历的人在立牌坊上，可是相当有水平的。
像他们居然能把“自私”二字，用花里胡哨的名词，标榜得如此崇高。
而那个大明星刘晓芩就是差在文化不足上了，傻实在傻实在的。
她今年成了明星出自传的第一人，这本就是个树大招风的事儿。
然而在她那本名为《我的路》的书中，她不但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以及在电影圈的奋斗历程。
讲述自己的个人价值、个人目标，甚至公开表达个人名利欲望。
不用说，在一个标榜人人做“螺丝钉”的时代，这无疑捅了个大马蜂窝。
所以说了真心话的刘晓芩立马就惨了，一下子就成了遭广大群众批判的反面典型。
她的处境要放在三十年后，那就是人设崩了，遭遇全民网暴。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