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一鸣对看到蒋帅并不意外。
这胖子一年里倒有大半年的时间呆在海外，国内的娱乐新闻提到他时，绝大多数都是在某某电影节的现场。
每拍一部电影，跑上两位数的电影节属于常规操作。
也正是因为跑得勤快，每部电影都能靠卖版权收回成本，不会让海外金主亏钱，于是总能找到资金折腾下一部。
这胖子跟海外片商混得贼熟，因此尽管电影局日常卡掉他的电影不让在国内上映，遇到类似华国之夜这种海外推广活动时，还是不得不捏着鼻子给他发张邀请函。
不过见到“久仰大名”的赖之非真人，陈一鸣就很惊讶了。
赖老师的电影如果搁国内，大概率跟蒋胖子一个待遇，但是人家特别识趣，用的是海外资金，走的是海外发行，根本不入国门一步。
更关键的是，老赖深谙挟华制洋之精髓，每次都能踩着电影局的底线，拍出挠到老欧洲痒处的河殇电影。
一个华国国籍的旅居导演，用华国演员，拍华语电影，走高卢官方的路子，参评金球奖和奥斯卡外语片，简直离了个大谱。
华语片入围奥斯卡哎，华国自产的正版没入围，挂高卢商标的A货入围了，电影局的尴尬可想而知。
赖老师一波神操作刷足了声望，在欧洲文艺界扯旗立万站稳了脚跟，随后就很懂事地收山不导了。
说起来赖之非已经五六年不发新书不拍新片，江湖中流传的只有他的传说，都以为他真的已经退圈。
如今看来，不一定嘛。
寒暄过后，聊得起来的话题，还是电影。
蒋胖子今年无事一身轻，因此预测起大奖来颇显豪迈。
“一鸣，别怪我乌鸦嘴，《1951》可以巴望一下最佳摄影，金棕榈或者影帝肯定没戏。
我比较看好《十四个月》，这片子确实不对托尼的胃口，但架不住人家出身好啊。这届一口气5个坚果评委，用屁股想也知道这是老亨利在向新大陆示好呢。”
赖老师拈了几下山羊胡接口反驳，“小蒋不要狭隘嘛，欧洲电影节历来主张兼收并蓄不搞圈地自萌，更何况坚果评委本身也不是铁板一块，同样有左有右。
这几年的大趋势，还是围绕着阶层的撕裂与社会的焦虑，都是普世话题，大家机会均等。
小陈的《1951》在技术上确实有很大的突破，可惜戛纳是艺术导向的电影节，本身也没有技术类奖项。
不过我认为评委会对《1951》的技术创新有所表示，拿个评委会大奖很有希望。”
赖之非话说的挺好听，但谁还不知道评委会大奖是怎么回事啊。
听上去跟评审团大奖差不多，但其实这是个不固定的特设奖项，专门用来“安慰”意见未能得到评审团认可、同时又情有可原的某位评委。
没错，就是评委，虽然领奖的是影片主创。
而评审团大奖是总得票数第二的最佳影片，那才是真正颁给电影的安慰奖。
陈一鸣左耳进右耳出，听得心不在焉。
他当然不可能对金棕榈无动于衷，毕竟本时空华国内地就没人拿过金棕榈，在奥斯卡基本无望的情况下，这已经是内地影人所能期待的最高国际荣誉了。
问题是拿不拿的到只有托尼说了算，他们在这里猜来猜去的，不是纯纯浪费时间浪费口水么？
他转头看向段一宁面带疑惑，把他叫过来不会就是闲磕牙吧？
老段也有些奇怪，同样看向蒋帅，不是说有事要讲吗，赶紧入正题啊。
蒋胖子还在那里指点江山，根本没留意段一宁的眼神儿。
最后还是樊小龙胳膊肘拐了他两下，蒋帅才收了神通。
“是这样，一鸣，赖老师有一个本子，打磨了好几年，他希望你能接手把它拍出来。
其实我跟赖老师说过，完全可以自己来拍，但是他更看好你。”
赖之非接过话头解释道，“我毕竟多年未执导筒，艺术直觉退化得厉害，这个本子花了我很多心血，实在不想糟蹋了它。
一鸣你在技术上的天分无与伦比，而且天生就具有广阔的全球视野，所以年中剧本定稿之后，我第一个就想到了伱。”
陈一鸣很是奇怪，“赖老师，据我所知，你的作品都是自己的小说自己改，自己的故事自己拍，这是连续多部高分电影验证过的创作规律。
不谦虚地讲，我跟您一样，只想拍自己的故事。
而且导演的话，蒋老师不就是现成的人选，何必舍近求远呢？”
蒋胖子一脸尴尬，赖之非也露出苦笑，俄顷才开口说道，“由于一些历史原因，我的电影从未在内地上映过。”
蒋帅也开口补充，“我也一样，当然也不是完全不能上，需要大改，改到狗屁不通那种改，这我怎么可能答应？”
陈一鸣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是找自己当枪手。 多半还是让电影局犯膈应的老腔调，知道不可能过得了审，才会找到自己头上来。
可是你们那些玩意儿我不感兴趣啊，就根本不是一路人来着。
有老段的面子在，陈一鸣不好直接回绝，于是稍微迂回了一下。
“赖老师，改制之后特别是近些年，国内对电影的管控宽松了很多，为什么不接触一下试一试呢？
韩三爷找来那么多外籍明星拍《建国大业》，电影局不也一路绿灯么？”
赖之非没有回答，而是从包里掏出一个文件夹放在桌上推过来，“小陈你可以先看看本子。”
蒋胖子看着文件夹两眼放光，“一鸣，真是好本子，要不是里面的战争场面我没有把握，我肯定不会让给你。”
陈一鸣看了段一宁一眼，心说不会我看一遍就甩不脱吧，老段你这回可坑死我了。
翻开文件夹，第一页是四个大字，应该就是片名，《西贡小姐》。
陈一鸣面不改色地继续翻，文艺电影的片名就是浮云，文不对题是常事，不值得奇怪。
本子并不厚，正反面加起来才二十来页，陈一鸣走马观花很快看完，然后就知道赖之非为什么会找上他了。
这回老赖终于不再盯着七十年代不放了，故事背景再往前推，一直推到了建国之前。
主人公是国党那边的低级军官，被追着屁股撵进了银三角，一番争斗之后在当地安顿下来，开了个小旅馆叫《西贡小姐》。
以旅馆为舞台，剧本讲述了随后50年间发生的故事。
故事的舞台在银三角，但故事里的主要人物全部都与内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比如配角A是红棉游击队的华国中学生逃兵，这BUFF叠的可谓煞费苦心。
配角B是“嫁”给当地土人妹子的华国知青，老赖算是一辈子都迈不过知青这道坎了。
配角C是主角上峰的女儿，迷恋德胜思想，逃家跑去北边又大着肚子跑回来。
最后的结局比人设更扯淡，配角C生下来的娃带着前述众人的骨灰北上认亲，再逐个把他们葬回家乡。
陈一鸣简直无力吐槽，这就是你老人家呕心沥血好几年打磨出来的剧本啊？
蒋胖子还说什么“战争场面”，开场戏主人公战败逃跑的场面，有特意拍出来的必要吗？
把这么多建国后的失意边缘人集中在一起，剧本背后的寓意不言自明，不是招魂就是翻案呗。
道不同不相为谋，陈一鸣连讨论的意愿都欠奉。
他把剧本推回给赖之非，“赖老师，很抱歉。”
赖之非还没说话，蒋胖子先急了，“一鸣，你再考虑考虑，这个项目有高卢、德意志、河南3个电影基金会的支持，资金随时可以到位，加上这个题材，入围就能拿奖不是说说的。
你要是实在分身乏术，我让小龙给你当副导演。”
蒋帅一边说着一边拍着樊小龙的肩膀，后者两眼放着光，热切地看着陈一鸣。
赖之非抬手制止了蒋帅的进一步劝说，直视陈一鸣说道，“小陈，可以请你坦率地告诉我，你对剧本的观感吗？”
所以说三观不同的人，连认识都是对彼此的折磨。
老赖这个人接触下来，陈一鸣真不觉得是坏人。
你可以把他“消费”华国伤痕的举动视为一种功利，但考虑到他本人多年来的心口如一，说他是一个走不出过去的理想主义者，也未尝不可。
陈一鸣想了想回答，“赖老师，我始终觉得，电影人可以有自己的主义，但是在拍电影的时候，还是应该尽可能地保持中立。
公映的电影面对的是普罗公众，不能不考虑社会影响。
特别是你还希望这个本子在内地取景，成片在内地公映，那么就更应该尊重内地的制度、历史和文化。
看完剧本后，我认为比起完整地讲述一个故事，你更倾向于以之为载体表达某种观点，这显然是作者型电影的创作思路。
既然如此，它的导演只能是你自己，而不是任何一个其他的人，比如我。”
赖之非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作者型电影吗？对此我不能同意，不管什么电影都要有温度、有态度，比起主流的权利者和普通人，被边缘化的牺牲品更值得被记述和呈现，这是电影人的创作自由。”
陈一鸣一边点头一边起身，“我对此表示部分赞同，世上不存在无界的自由，你在欧陆理所当然地享有拍摄华语电影的自由，我想蒋老师对此一定深有感触。
给赖老师一个建议，如果某一天你希望借助电影对某个欧洲问题发表看法，可以考虑回华国，你会发现那里同样有你想要的创作自由。”
(本章完)
这胖子一年里倒有大半年的时间呆在海外，国内的娱乐新闻提到他时，绝大多数都是在某某电影节的现场。
每拍一部电影，跑上两位数的电影节属于常规操作。
也正是因为跑得勤快，每部电影都能靠卖版权收回成本，不会让海外金主亏钱，于是总能找到资金折腾下一部。
这胖子跟海外片商混得贼熟，因此尽管电影局日常卡掉他的电影不让在国内上映，遇到类似华国之夜这种海外推广活动时，还是不得不捏着鼻子给他发张邀请函。
不过见到“久仰大名”的赖之非真人，陈一鸣就很惊讶了。
赖老师的电影如果搁国内，大概率跟蒋胖子一个待遇，但是人家特别识趣，用的是海外资金，走的是海外发行，根本不入国门一步。
更关键的是，老赖深谙挟华制洋之精髓，每次都能踩着电影局的底线，拍出挠到老欧洲痒处的河殇电影。
一个华国国籍的旅居导演，用华国演员，拍华语电影，走高卢官方的路子，参评金球奖和奥斯卡外语片，简直离了个大谱。
华语片入围奥斯卡哎，华国自产的正版没入围，挂高卢商标的A货入围了，电影局的尴尬可想而知。
赖老师一波神操作刷足了声望，在欧洲文艺界扯旗立万站稳了脚跟，随后就很懂事地收山不导了。
说起来赖之非已经五六年不发新书不拍新片，江湖中流传的只有他的传说，都以为他真的已经退圈。
如今看来，不一定嘛。
寒暄过后，聊得起来的话题，还是电影。
蒋胖子今年无事一身轻，因此预测起大奖来颇显豪迈。
“一鸣，别怪我乌鸦嘴，《1951》可以巴望一下最佳摄影，金棕榈或者影帝肯定没戏。
我比较看好《十四个月》，这片子确实不对托尼的胃口，但架不住人家出身好啊。这届一口气5个坚果评委，用屁股想也知道这是老亨利在向新大陆示好呢。”
赖老师拈了几下山羊胡接口反驳，“小蒋不要狭隘嘛，欧洲电影节历来主张兼收并蓄不搞圈地自萌，更何况坚果评委本身也不是铁板一块，同样有左有右。
这几年的大趋势，还是围绕着阶层的撕裂与社会的焦虑，都是普世话题，大家机会均等。
小陈的《1951》在技术上确实有很大的突破，可惜戛纳是艺术导向的电影节，本身也没有技术类奖项。
不过我认为评委会对《1951》的技术创新有所表示，拿个评委会大奖很有希望。”
赖之非话说的挺好听，但谁还不知道评委会大奖是怎么回事啊。
听上去跟评审团大奖差不多，但其实这是个不固定的特设奖项，专门用来“安慰”意见未能得到评审团认可、同时又情有可原的某位评委。
没错，就是评委，虽然领奖的是影片主创。
而评审团大奖是总得票数第二的最佳影片，那才是真正颁给电影的安慰奖。
陈一鸣左耳进右耳出，听得心不在焉。
他当然不可能对金棕榈无动于衷，毕竟本时空华国内地就没人拿过金棕榈，在奥斯卡基本无望的情况下，这已经是内地影人所能期待的最高国际荣誉了。
问题是拿不拿的到只有托尼说了算，他们在这里猜来猜去的，不是纯纯浪费时间浪费口水么？
他转头看向段一宁面带疑惑，把他叫过来不会就是闲磕牙吧？
老段也有些奇怪，同样看向蒋帅，不是说有事要讲吗，赶紧入正题啊。
蒋胖子还在那里指点江山，根本没留意段一宁的眼神儿。
最后还是樊小龙胳膊肘拐了他两下，蒋帅才收了神通。
“是这样，一鸣，赖老师有一个本子，打磨了好几年，他希望你能接手把它拍出来。
其实我跟赖老师说过，完全可以自己来拍，但是他更看好你。”
赖之非接过话头解释道，“我毕竟多年未执导筒，艺术直觉退化得厉害，这个本子花了我很多心血，实在不想糟蹋了它。
一鸣你在技术上的天分无与伦比，而且天生就具有广阔的全球视野，所以年中剧本定稿之后，我第一个就想到了伱。”
陈一鸣很是奇怪，“赖老师，据我所知，你的作品都是自己的小说自己改，自己的故事自己拍，这是连续多部高分电影验证过的创作规律。
不谦虚地讲，我跟您一样，只想拍自己的故事。
而且导演的话，蒋老师不就是现成的人选，何必舍近求远呢？”
蒋胖子一脸尴尬，赖之非也露出苦笑，俄顷才开口说道，“由于一些历史原因，我的电影从未在内地上映过。”
蒋帅也开口补充，“我也一样，当然也不是完全不能上，需要大改，改到狗屁不通那种改，这我怎么可能答应？”
陈一鸣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是找自己当枪手。 多半还是让电影局犯膈应的老腔调，知道不可能过得了审，才会找到自己头上来。
可是你们那些玩意儿我不感兴趣啊，就根本不是一路人来着。
有老段的面子在，陈一鸣不好直接回绝，于是稍微迂回了一下。
“赖老师，改制之后特别是近些年，国内对电影的管控宽松了很多，为什么不接触一下试一试呢？
韩三爷找来那么多外籍明星拍《建国大业》，电影局不也一路绿灯么？”
赖之非没有回答，而是从包里掏出一个文件夹放在桌上推过来，“小陈你可以先看看本子。”
蒋胖子看着文件夹两眼放光，“一鸣，真是好本子，要不是里面的战争场面我没有把握，我肯定不会让给你。”
陈一鸣看了段一宁一眼，心说不会我看一遍就甩不脱吧，老段你这回可坑死我了。
翻开文件夹，第一页是四个大字，应该就是片名，《西贡小姐》。
陈一鸣面不改色地继续翻，文艺电影的片名就是浮云，文不对题是常事，不值得奇怪。
本子并不厚，正反面加起来才二十来页，陈一鸣走马观花很快看完，然后就知道赖之非为什么会找上他了。
这回老赖终于不再盯着七十年代不放了，故事背景再往前推，一直推到了建国之前。
主人公是国党那边的低级军官，被追着屁股撵进了银三角，一番争斗之后在当地安顿下来，开了个小旅馆叫《西贡小姐》。
以旅馆为舞台，剧本讲述了随后50年间发生的故事。
故事的舞台在银三角，但故事里的主要人物全部都与内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比如配角A是红棉游击队的华国中学生逃兵，这BUFF叠的可谓煞费苦心。
配角B是“嫁”给当地土人妹子的华国知青，老赖算是一辈子都迈不过知青这道坎了。
配角C是主角上峰的女儿，迷恋德胜思想，逃家跑去北边又大着肚子跑回来。
最后的结局比人设更扯淡，配角C生下来的娃带着前述众人的骨灰北上认亲，再逐个把他们葬回家乡。
陈一鸣简直无力吐槽，这就是你老人家呕心沥血好几年打磨出来的剧本啊？
蒋胖子还说什么“战争场面”，开场戏主人公战败逃跑的场面，有特意拍出来的必要吗？
把这么多建国后的失意边缘人集中在一起，剧本背后的寓意不言自明，不是招魂就是翻案呗。
道不同不相为谋，陈一鸣连讨论的意愿都欠奉。
他把剧本推回给赖之非，“赖老师，很抱歉。”
赖之非还没说话，蒋胖子先急了，“一鸣，你再考虑考虑，这个项目有高卢、德意志、河南3个电影基金会的支持，资金随时可以到位，加上这个题材，入围就能拿奖不是说说的。
你要是实在分身乏术，我让小龙给你当副导演。”
蒋帅一边说着一边拍着樊小龙的肩膀，后者两眼放着光，热切地看着陈一鸣。
赖之非抬手制止了蒋帅的进一步劝说，直视陈一鸣说道，“小陈，可以请你坦率地告诉我，你对剧本的观感吗？”
所以说三观不同的人，连认识都是对彼此的折磨。
老赖这个人接触下来，陈一鸣真不觉得是坏人。
你可以把他“消费”华国伤痕的举动视为一种功利，但考虑到他本人多年来的心口如一，说他是一个走不出过去的理想主义者，也未尝不可。
陈一鸣想了想回答，“赖老师，我始终觉得，电影人可以有自己的主义，但是在拍电影的时候，还是应该尽可能地保持中立。
公映的电影面对的是普罗公众，不能不考虑社会影响。
特别是你还希望这个本子在内地取景，成片在内地公映，那么就更应该尊重内地的制度、历史和文化。
看完剧本后，我认为比起完整地讲述一个故事，你更倾向于以之为载体表达某种观点，这显然是作者型电影的创作思路。
既然如此，它的导演只能是你自己，而不是任何一个其他的人，比如我。”
赖之非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作者型电影吗？对此我不能同意，不管什么电影都要有温度、有态度，比起主流的权利者和普通人，被边缘化的牺牲品更值得被记述和呈现，这是电影人的创作自由。”
陈一鸣一边点头一边起身，“我对此表示部分赞同，世上不存在无界的自由，你在欧陆理所当然地享有拍摄华语电影的自由，我想蒋老师对此一定深有感触。
给赖老师一个建议，如果某一天你希望借助电影对某个欧洲问题发表看法，可以考虑回华国，你会发现那里同样有你想要的创作自由。”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