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平宁历史哲学家克罗齐有一句著名论断，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克罗齐的本意，是指人们总是从现在的立场出发，以当前为参照来观察和认识历史。过去的历史之所以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切，乃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人们现在的生活。
陈一鸣觉得，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电影制作领域，特别是历史题材的电影。
只不过，电影由于其文学性和娱乐性，对“历史”的关注，要远远逊色于对“当代”的关切。
单就花木兰这个人物来说，早在1927年就有影视作品产出，八九十年里，有据可查的电影电视剧，早已突破两位数。
剧中的木兰形象，无不反映出制作时的时代特色与社会特征，荧幕上的外表是个古代人，诠释的内核却无一不是当代思想。
如果恪守历史细节，把故事背景设置为北魏时期，就会出现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片中北魏鲜卑族与更北方柔然游牧部族的战争，当代华国观众看起来会很别扭。
如果是长篇电视剧，这种别扭可以被极大地消减，因为叙事节奏更慢，细节更多，铺垫更长。
而改到电影里，由于时长的限制，这种别扭不仅很难消减，还会被进一步放大。
观众为了对抗源于潜意识的别扭感，就只能放弃代入，把自己固定在第三方的上帝视角，看场面看故事看热闹。
观众无法沉浸，对于剧情片来说简直是末世灾难，这意味着演员的精心演绎都是冲着瞎子使劲，电影所蕴含的情绪价值将被破坏殆尽。
如果是视效大片，30大洋票钱里25块是卖特效，观众倒是不会对薄弱的剧情和干瘪的情感挑三拣四。
杯具的是，古装历史片并不遵循这一规律。
这类题材，观众嘴上说的是只图大场面，内心对剧情和情感的要求一点儿也不低。
因为这是华国历史，选择在大众领域消费它，就必然要付出对价。
此外还有一个隐患，就是电影涉及少民元素，无异于在危险的边缘疯狂试探，稍有不慎就会麻烦缠身。
这并不由电影主创的意志所左右，就好像被铁杆粉丝裹挟着与世界为敌的“偶像哥哥”，当一个现象级的议题出现时，其声量与外延的膨胀总是会出人意料。
陈一鸣想得头皮发麻，决定暂时跳过这个形而上的问题，换个更细节更具体的问题思考。
他一边默诵原诗，一边在脑海中想象。
不闻机杼声，这个机杼，大概是个什么样子？
西市买鞍鞯，这里的鞍鞯，应该就是马鞍吧。南北朝的时候马鞍啥长相？软的硬的，低的高的，有没有马镫，有的话，是一个还是两个？
买马买鞍买辔买鞭，其他的装备似乎一句没提啊，木兰应该用什么兵器，刀、剑还是枪，要背弓挎箭吗？
这么多种装备，还全都是买的，说明木兰家里并不常备，如果不经训练全都会用，那木兰究竟是织女还是打女啊，跟诗里的初印象好像八竿子打不着。
这么一看，迪士尼动画片里，木兰出场时的人设是个调皮捣蛋的假小子，还真是一个有逻辑的改编。
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看来当时的军士是穿铁甲的。
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勋官制度似乎是唐朝的，出现在南北朝的乐府民歌里，有穿越之嫌啊。
不过他再一想，乐府诗流传下来之后，历代文人墨客多有润改，也许现在的木兰辞，是唐朝人修改过的版本。
说到可汗，唐太宗李世民，不也是“天可汗”么，没毛病。
就是这个策勋十二转，想细了实在是不合理。
要知道，十二转已经是名为上柱国的最高一级封赏，此等勋赏，实在难以想象会授予一个连续十二年领兵在外的平民武将。
这跟当代军队里的7级技术士官可不一样，古代勋官直接与兵权挂钩，参照先秦两汉，上柱国唯有大胜还朝的领兵主帅才有可能领受，主帅以下的各级将校，是绝对无缘染指的。
所以这里只有一个合理解释，就是策勋十二转与前面两句诗里的天子、明堂一样，均为文学修辞。
也许木兰在军中曾有升迁，但一定不会是高级将领，多半是中下级军官。
这也能从末尾的火伴皆惊忙中看出来，同一拨人打了十二年仗，居然都没多少折损，可想而知战斗烈度并不很大。
而且一出征就是十二年，显然不是主动出击的战役行动，卫戍边疆的意味更浓重一些。
这样看来，花木兰其实属于边地戍卒，服役12年立下很多功劳，才会在回乡之前先去京城叙功。 最后，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这又是个什么样子的妆容呢，很难想象啊。
陈一鸣把木兰辞反复捋了几遍，发现让自己头痛的问题更多了。
他所追求的史诗感不仅没能具象化，反倒被自己一通分析，变得更薄弱了。
说起古装大片的史诗感，其实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套路或标准，不同的导演，自然有不同的呈现方式。
不过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大体路径总是一致的。
首先要选择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大背景，主人公则是卷入其中的一个小人物，可以是史书中有记载的，也可以是完全虚构的。
这个小人物会在时代大背景之下，因为种种机缘巧合，成就一番不属于小人物的大成就。
然后，出于西式的人本理想，小人物要么以身为引息争止戈，要么急流勇退回归平凡，与之相对的，则是大人物们周而复始的争权夺利，把讽刺感和宿命感的余味拉满。
需要指出的是，历史古装大片其实是一个西式概念，别看华国从上世纪末开始，各种电影电视剧把古代史拍了个遍，但其实并没有走出自己的路子。
雷德利-斯科特拍《天国王朝》，会把主人公设定为小铁匠。
同样，彼得-杰克逊拍《指环王》，第一主角是既不懂武技也不通魔法的霍比特人弗罗多，而不是天选国王阿拉贡。
两个大导演都知道，有大有小，有对比有衬托，史诗感才有真实感。
舞台上如果全是大人物，观众将很难代入和共情，结果就是所有人物情感都飘在天上。
唯有小人物办大事，换个说法就是屌丝逆袭，才能让观众感觉到爽。
华国古装大片显然还没能把握住这个创作规律，或者说华国古代史官所秉持的英雄史观，让史书中的笔触聚焦于帝王将相，天生就不利于古代小人物的还原。
华国大导演们塑造古代人物，往往会倾向于更多地强调英雄的人性一面，也就是把大人物从高处拽下来，展现他贴近观众心理的史书不曾记载的另一面。
前世的《英雄》和《荆轲刺秦王》，都是这种处理方式。
《英雄》里，只有名满天下的刺客与孤家寡人的秦王，其他百姓、官员和士兵，都是背景墙上颜色不一的装饰品，浓墨重彩中的暗色和留白。
与此同时，国师又不甘心塑造脸谱化的象征符号，于是变着法子给几个人物赋予普通人的一面。
最终结果就是无处不在的拧巴，英雄并未因为少许人性变得平易近人，反倒更像是与普通人格格不入的神经病。
《荆轲刺秦王》就更加极端，诗人直接把主角秦王当成一个普通人来诠释，让李雪健顶着一脸褶子扮演一个原生家庭问题多多的缺爱孩子。
严格意义上，这已经谈不上古装大片了，而是穿着古代戏服的话剧《雷雨》。
两个大导演忘了，没有英雄的大时代，还能算是大时代吗？
而英雄之所以称其为英雄，不就是他们不随波逐流，能人所不能么？
何必专注于臆测乃至虚构英雄普通人的一面，为什么不干脆刻画一个英雄身边的普通人呢？
一张白纸才好作画，不是么？
陈一鸣对花木兰的最初设想，就是塑造一个大时代背景下的平民女将军。
然而仔细分析过木兰辞之后，他却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木兰只是一个戍卒，离家戍边十二年，到退伍也只是一个中下级军官，大战可能都没打几场，主业其实是巡哨站岗。
边疆卫士的人设其实也不是不能拍，不过放到古代拍的话，大概率会被观众怒喊退钱。
陈一鸣不得不绞尽脑汁，重新魔改人设，给木兰这个小人物添加一些不凡之处。
就像《指环王》里，弗罗多看似废柴，其实人家有一个好友遍三界的大冒险家爷爷，而这个爷爷，很早就看出了弗罗多的坚韧意志。
还有《天国王朝》中，导演开篇就给小铁匠安排了一个大骑士野爹，然后果断让爹领了便当，给小铁匠留下爵位和部属作为搅动风云的本钱。
这个设计不是两个导演内心有什么贵族思想或是血统论，而是单纯让故事逻辑合理，小人物想要在大时代里留下名字，本就需要奇遇和机缘。
调动观众情绪的关键，从来都不是悬崖下的武功秘籍，而是小人物主角成长变强的结果，电影由于时长限制，加速这个过程也算情有可原。
于是陈一鸣一通天马行空的分析，又给自己额外制造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