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第192章 顶级流量的妇女之友

  邵伯林一直对《簪花仕女图》很感兴趣。

  曾经几次三番想以它为主题设计一套纪念邮票。

  这一会也忍不住加入了讨论：“我记得它可是辽博的镇馆之宝啊！”

  “的确如此，”沈从文点点头：
  “无论这幅画的作者是否是周昉，都不能否认它在古代画坛的地位。”

  “可……？您又是从哪里判断《簪花仕女图》不是周昉的作品？”

  邵伯林从没在这方面有所怀疑。

  因为辽博自始至终都对外宣称，镇馆之宝为唐代著名画家周昉的《簪花仕女图》。

  平日里，沈从文的脸上始终挂着微笑，一看就是位非常好说话的老头。

  这会一聊到自己最喜爱的话题，举手投足间反倒有了几分老学究的模样。

  舞蹈理论大师吴小邦，一见对方这幅表情，立刻就近找了张凳子。

  和他同一个举动的还有曹禺。

  他俩都清楚，以沈从文的性格，定是要说上好几个回合。

  这是他在博物馆当讲解员时，养成的习惯。

  只要有专业人士前来求问，沈老不但会不厌其烦的细细讲解。

  临了，还会给对方写下十几页的详尽资料寄去。

  生怕耽误了对方的学术研究。

  这一会，西斜的日头正迸发出最后的辉煌。

  “其实，要想判断《簪花仕女图》是否为周昉所画，看这幅《都督夫人礼佛图》就能明白一二。”

  沈从文说完的同时，大家的目光全都转移到了桌上的这幅画。

  无论屋里的几位是哪个领域的专家，此刻都只对眼前的画作感兴趣。

  辽博的镇馆之宝，竟然不是如雷贯耳的唐代著名画家周昉？

  这瓜可不小，得赶紧来尝尝。

  江山这一会就站在《都督夫人礼佛图》的旁边。

  由远及近拍下几张照片后，又从背包里拿出了一本速写本。

  《簪花仕女图》是全世界唯一公认的唐代仕女图传世孤本。

  艺术价值之高，远超周昉的任何一件作品。

  在清代之前，《簪花仕女图》跟周昉根本没有丝毫瓜葛。

  直到这幅画被清朝著名收藏家安岐纳入囊中后，才忽然冒出了《簪花仕女图》是周昉的作品一说。

  之后，《簪花仕女图》的声望便一路看涨，直到巅峰。

  在江山看来，不无升值炒作的嫌疑。

  反正《簪花仕女图》上即无作者的落款，也无名家的题跋。

  画技与画风又的确和周昉很像，把他两连在一块的确能让人信服。

  一想到周昉，江山的嘴角忍不住露出了一抹微笑。

  此人出生贵族，好文善丹青。

  宋代的《宣和画谱》曾这样形容他：传写妇女，则为古今之冠。

  未成名前，他笔下多为袒凶路乳的唐代皇家贵族美人。

  不仅形似，而且神态到位。

  代入感极强。

  这位比唐伯虎更早的春攻图大师，最具传奇色彩的一幅画为《春晓秘戏图》。

  男女主角分别为当时的顶级流量：唐玄宗与杨贵妃。

  这幅十八禁的写实小黄—图，描绘了男女主角在四位女配的帮助下，毫不费力的二二三四。

  忽略动作专注细节，你会发现这幅图上的每一位妇女，都被周昉刻画的惟妙惟肖。

  无论是妆容还是衣饰，又或是朱唇和皓齿……哪怕就是一根头发丝，都看得令人心醉。

  晚明的大画家张丑，重金求得此画后，还洋洋洒洒为其题了篇黄跋。

  足见其对此图的珍爱。

  无论盛唐晚唐，都无四零四之忧。

  民风开放，官风更开放。

  像周昉之妙笔，必定如鱼得水。

  一时间，效仿周昉之流数不胜数。

  所以江山认为，要想确认一幅没有落款的画作是否为周昉所作。

  最聪明的办法，就得从它的年代入手！
  “如果说《簪花仕女图》真是周昉作画，”沈从文缓缓说道：“那它就应该是盛唐时期的作品。

  但，那幅画上的许多细节却显示出了截然相反的年代特色。

  我们先来看眼前这幅《都督夫人礼佛》，这幅壁画毫无疑问出自盛唐时期。”

  樊锦诗点了点头：“的确如此。”

  常书鸿也肯定道：“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我也同意这点，”沈从文指着都督夫人的脑袋：
  “盛唐时期的妇女，发髻上簪的花都是小朵，常以数朵并入发髻。

  而《簪花仕女图》上的妇女，却都是夸张的硕大花朵，放在一块看起来极其不……协调。”

  一幅速写轻轻放在了都督夫人的旁边，沈从文目光落下的同时，话音也稍稍停顿了一会。

  黄永钰定眼一看，乐了：“小江同志画得就是《簪花仕女图》中的六美之一，没见过那画的同志可以先将就着瞧一眼。”

  “我来瞧一眼，”曹禺没见过，赶紧站起了身。

  吴小邦倒是见过一回，但当初根本就没留意什么大花小花。

  于是，也跟着走了过来。

  与此同时，不少位老干部都望向了桌面上的一张速写纸。

  其中，也包括了沈从文。

  他看得格外仔细，发现图上虽只画了一位美人，但大体线条却十分符合原画。

  于是点点头笑了起来：“小江啊，你之前临摹过《簪花仕女图》？”

  “我是按照图册临摹的，”江山一五一十道：“真迹倒从没有见过。”

  后世放大的细节，更能体现画作者的极致画工。

  《簪花仕女图》表现了唐代贵族妇女们的业余生活。

  拈花、拍蝶、戏犬、赏鹤、慢走，以及懒坐。

  江山画得这位，就是其中的“戏犬”。

  “已经很不错了，”沈从文指着美人发髻上的大花，说道：
  “各位请看，如此大朵簪花的习俗，直到晚唐才会出现。”

  “但我之前听辽博的专家分析过，”邵伯林疑道：

  “《簪花仕女图》图上的发饰细节，也很符合盛唐的特色。”

  沈从文微微一笑，他也知道邵伯林说得是哪一位。

  “邵老师，”在江山看来：“如果后朝画前朝的习俗特色，很正常。”

  邵伯林点头同意。

  “但如果前朝的人画了后朝的习俗，那肯定就说不过去了。”    “你也是……？”邵伯林决定追问到底：“从大小簪花上得出的结论？那未免也太片面了。”

  “这只是其中一方面，”

  江山的话在继续，沈从文渐渐向他的方向侧过了身。

  “宽衣大袖，”江山指着速写纸上的美人：
  “袖长平地……从服饰上来看，都属于晚唐至五代的着装习惯。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周昉的佳作都有记载，
  而这幅画无论是著名的《宣和画谱》、还是南宋的《画继》，
  都没有提到过《簪花仕女图》的作者是周昉。”

  书画界的鉴赏泰斗谢稚柳，也提出了与沈从文同样的看法。

  一切细节都在证明，《簪花仕女图》应出自晚唐，甚至是五代的不知名画匠之手。

  到后世，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壮大，连宋代画家的说法都冒了出来。

  江山同志的一席话，令在场的老干部们听入了迷。

  虽然这画那画的不大了解，但眼前这位小同志的话听上去倒有几分官方解说的意思。

  “小江，”沈从文实在忍不住了：“看来伱真的非常了解古代妇女的衣饰。”

  “他不只是了解妇女，”黄永钰早知道那小子的底细：
  “江山是个小人书的画师，对于古代百姓、官场、战场的那些个衣饰器械，他都很了解。”

  “画个小人书要了解那么多知识？”沈从文还是第一次听说：
  “原来看上去很简单的行业，也藏了不少乾坤啊。”

  “关键是热爱，”江山套用了沈从文数载之后的话：“因为喜欢，所以可以做到极致。”

  “嗯！”

  “说得没错。”

  “他这点倒很像我。”

  在场的大家们，无一不是把自己的所爱发挥到了极致。

  这一会，樊锦诗再看向江山，更觉得亲切了。

  “看来这辽博的镇馆之宝也是存在争议的，”

  常书鸿这才说出了自己看法：“之前，鉴赏大师谢稚柳也提出了同样的异议，但……没人敢赞同啊！”

  “这画说来的确神秘，”沈从文摇了摇头：

  “在1972年时，此画因为画芯开裂，被送到我们博物馆重新装裱。

  拆开画芯后，居然发现这幅画是拼接而成的。”

  “什么？”

  “我的天。”

  “还能有这事？”

  专家们纷纷感慨，还真是活的越久见的越多。

  “我当时也很惊讶，但事实就是如此，”沈从文也没想到：

  “此画卷由三段画拼接而成，不仅如此，连画里的白鹤和小狗都是后期嵌入画中的。

  根据馆里的专家仔细辨认，此画应该是从一组屏风移接而来。”

  “之前就没人发现？”常书鸿惊大了双眼。

  “老师傅的看家本事，”黄永钰在荣宝斋见识过：“真假画的拼接，最考验手艺，连原作者都不一定能瞧得出来。”

  沈从文无奈的点点头：“馆里将此事告诉了辽博，他们的董馆长直接就说道，这画不能细究，不然越研究谜越多。”

  一席话说完，众人唏嘘一片。

  “但是吧，”沈从文不得不承认：“《簪花仕女图》的画工确实没得挑，绝对担得起盛名。”

  “你去过辽博没？”黄永钰低声问江山。

  江山摇头：“没有，很想去看一眼。”

  邵伯林也一样：“它家的镇馆之宝可不止仕女图一样。”

  “嗯，”黄永钰也了解一二：“听说，多是东北货。”

  “找机会去看看？”

  邵伯林早有打算：“除了《簪花仕女图》，我更想见一见他们那的《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吴小邦友情提醒了一句：“它就在咱们燕京待着呢，你没见过？”

  “不是同一幅，”

  黄永钰抿了口没点着的烟斗：“燕京的是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画得是北宋都城东京汴梁。”

  “怎么？”吴小邦奇道：“除了他，难道还有其它的《清明上河图》？”

  “有啊，”黄永钰难得有耐心：

  “明代的大家仇英，也比着张择端的画了幅《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是苏州城的面貌。”

  “仇英的《清明上河图》画得不比张择端差，”沈从文肯定道：
  “他笔下的苏州城，清丽明艳、布局考究，江南水乡的富足秀美跃然纸上、令人神往！”

  在江山看来，两幅《清明上河图》最大的区别就是色彩。

  一幅为淡墨，另一幅为轻彩。

  而两版作品，皆是后人高仿最多的画作。

  “仇英？”吴小邦听过此人：“明四家里的那位？”

  “对，”沈从文笑道：“也是位爱画美人的大家。”

  最出名的一副长卷，被列为国家十大创世名画之一。

  也是我国重彩仕女第一长卷。

  得亏宫里的小主们太多，仇英才越画越长。

  以至于后世鲜少有仿版出现。

  “仇英的这幅《清明上河图》为什么不交到燕京来？”

  “连燕京张择端的那幅，都是人辽博送来的，”黄永钰说了句公道话：“还不许人留些看家宝贝？”

  “你还真别这么说，”也有人为燕博站台：“他辽博的宝贝，本就是咱燕京带出去的……”

  “这要打头说起来就没完没了了，”黄永钰的嘴，永远不肯吃亏：
  “溥仪那些个玩意是哪来的？都不能细究，但《清明上河图》却是人辽博实实在在送回来的。”

  辽博，也就是之前的东北博物馆。

  新中国第一所国立博物馆，再往前论就是伪满政府的奉天博物馆，本就收藏了大量文物。

  再给溥仪一通瞎忙活，辽博的馆藏就更加辉煌了。

  1935年，溥仪带着提前“赏赐”给溥杰等大臣的七十多箱宝贝，奔向了东北伪满皇宫。

  等到1945年小日本投降后，溥仪从70箱宝贝里挑出了10箱宝中宝。

  准备乘飞机到沈阳时，因为限重不得不留下了八箱。

  沈阳机场不但没给溥仪留面照顾一下，还将他的八箱宝贝哄抢一空。

  一时间，“东北货”成了紫禁城宝贝的另一个代名词。

  可即使如此，溥仪仍没能跑掉。

  连人带货，全都被苏联红军押走了。

  关在远东伯力监狱的时候，苏联人问了他很多问题。

  其中多次提到的一个，就是：“《清明上河图》的真迹，究竟在哪里？”

  根据溥仪随从的交待，溥仪此行一共带出了六幅《清明上河图》。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