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赵学宁打算把打土豪分田地的概念融入到集体农庄的概念之中。
在消灭满清权贵、官僚、旗人等等各大势力的同时，将他们所拥有的土地财富收归国有，再以集体农庄的方式交给农民经营，顺势在一部分区域内推动土地所有制的变更。
这样做，是为了之后的工业化变革打基础，把分散的小农经济改变为集体农业经济，解放一部分农业人口投入到工业生产和海外殖民开拓当中。
在这个时代，继续维持小农生产模式已经没有意义了。
经过内部政策会议的讨论，赵学宁确认了当下带清民众在知识层面的严重不足，这种情况下不对土地所有制进行改变，并且用国家强制力推动改革，就无法带着神州大地向工业时代迈进。
小农经济是安稳地方的良方，但是同时也是工业化改革的巨大阻碍。
所以赵学宁在十一月底的时候果断宣布调整政策，宣布将所有土地国有化，再以集体农庄的方式组织农民展开生产，开始缓缓地对带清基层进行调理。
赵学宁敏锐的观察到这一时间段，在七省之地，在大多数人看来，兰芳政权和军队还是有着征服者的身份和属性的。
对于敢杀人、能杀人的征服者，本地人多多少少会有些畏惧，且不太愿意和征服者政权产生剧烈冲突。
这就给征服者政权进行土地所有制的变革创造了一个好的机会，等以后大家都熟悉了，想要再推动这个改革，难度就会大很多。
吃进嘴里的肉还有几個人愿意吐出来？
所以要搞，就要趁着现在大家都怕兰芳的时候搞，效果最好。
而且现在搞，也能用最快的速度集中资源提供给军队，为军事战争服务。
尤其是在湖南省，湖南是这一时期带清最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重要程度甚至超过湖北，有【湖南熟天下足】的称谓，所以拿下湖南，兰芳就再也不怕粮食不够了。
所以赵学宁亲自驻守在长沙，通过行政强制命令宣布了土地国有化政策，然年后宣布针对无地、少地的农民推动集体农庄政策。
兰芳国家出面，把搜剿没收得到的土地用来建设集体农庄，吸纳无地少地农民进入集体农庄搞农业集体生产，然后以集体农庄为基础，推动各项在兰芳本土已经行之有效的政策。
比如组建民团的政策。
要做的事情太多，人手严重不足，为了获取更多的人手帮助，赵学宁甚至亲自开办行政速成班。
他在长沙当地选拔秀才、举人等具备一定文化基础的人，割掉他们的辫子，利用他们旺盛的求生欲和做官的欲望，推动他们成为兰芳的基层行政人员。
很多事情千头万绪，赵学宁甚至没有太多的时间关注军事。
不过好就好在这一时期，赵学宁的确也不需要多么关注军事，带清的拉跨使得他不出手，他的部下们也能妥善应对带清的进攻。
十一月开始，带清组织进行的反击作战开始进行。
天津战场上，富察奎林带领的清军围攻天津。
江宁府和镇江府战场上，陈用敷统领的总人数四万人的清军发起了进攻作战。
江西方面，清军四川总督碧鲁·鄂辉和四川提督钮祜禄·成德统领的三万绿营兵和驻防八旗军队组织出川，经过重庆，准备对贵州发起反击。
湖北方面，两湖总督毕沅在一次战败之后，得到了清廷授权，可以组织团练武装代替绿营兵对湖南发起反攻，务必获胜，不得战败，如果战败，提头来见。
另一方面，蒙古诸部落收到征召命令，动员了三万六千名骑兵奔赴京师。
黑龙江、吉林、盛京三将军奉命动员的三万关外驻防八旗军队抽调一万五千人，以黑龙江将军、军机大臣章佳庆桂为统帅，开始入关。
还有就是朝鲜了。
因为得到了宗主国带清的命令，朝鲜被要求至少动员两万鸟枪手和炮手参加战争，于是朝鲜方面一边动员军队，一边也在暗戳戳的打听带清内部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这不打听不知道，一打听吓一跳。
因为当时已经有从广州返回的朝鲜商船带回来了消息，说兰芳共和国对带清发动了战争，战争口号是【驱逐鞑虏，再造中华】，国家旗帜是日月红旗，兵锋锐利，屡屡得胜，带清难以应对，所以正在动员全国军队。
朝鲜作为带清的藩属国，自然也被要求出兵助战。
对于这一情况，朝鲜国王李祘有所迟疑、忧虑。
李祘虽然在表面上仍强调朝鲜数代国王沿袭的【尊周思明、春秋大义】思想，但他的反清意识已明显不如之前的孝宗、肃宗、英祖等国王，这从他对弘历的评价就可以看出。
他认为弘历“自是一代英雄”，说他“比康熙尤盛焉”，对弘历的施政、军事成绩不吝赞美之词。
可以说李祘统治时期，是李氏朝鲜王朝对清帝国放弃戒备、敌对的想法，以及正面评价超过负面评价的时期，这一情况的出现，主要也是前几代国王对于清帝国始终保持的敌对思想最终破灭、清帝国统治越发巩固的原因。
李祘之前的几代朝鲜国王都希望清帝国崩溃，希望得到这样的好消息，但是到李祘的爷爷、前代国王英祖时期，这一幻想基本上破灭了，朝鲜国内开始出现主张接受清朝、承认清朝的优越之处的“北学派”。
到李祘登基掌权之后，北学派的势力有一定的增长，出现了几个代表性人物，主张学习清朝的优越和先进之处。
李祘本人也基本上承认清帝国对中华的统治，开始主动吸取清朝的优秀之处，并且挪到朝鲜来，增强朝鲜的综合国力。
不过长期以来浓重的小中华思想和尊周思明思想的浸染使得朝鲜社会上上下下的主流依然对清帝国很不感冒，依然认为清帝国是夷狄之国。
所以在政治上，朝鲜承认自己是清帝国的藩属国，遵守一切规则，但是文化思想上，朝鲜对清帝国依然怀有深深的敌意。
这一次清帝国的征兵令是先来的，朝鲜君臣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也就一边进行军事动员，一边打探消息。
等具体的消息传来之后，朝鲜君臣那边有点绷不住了。
驱逐鞑虏，再造中华？
就算是对清帝国和弘历本人怀有一定程度好感的李祘听了之后，都觉得这句话要是让他的太爷爷、爷爷听到了，一定会感动得热泪盈眶。
多少年来，朝鲜一直都不愿意承认清政府对中国的统治，始终认为只有汉人政权才是最正统的中华政权，而满清朝廷不是正统的中华政权。
当初，明朝灭亡一百年之际，因为【胡无百年国运】的谶言甚嚣尘上，恰逢雍正帝对准噶尔战争失败的时候。
当时盛传准噶尔蒙古要毁灭清朝，朝鲜上上下下都开始做准备要和蒙古人打交道了，甚至都开始派人学习蒙语了。
但是谶言没有实现，大清依然稳如泰山，甚至还在数十年之后彻底覆灭了准噶尔。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朝鲜内部对于驱逐清政府的希望逐渐破灭，到李祘登位之后，干脆就不宣传这些事情了，任由民间自己怀念，政治层面已经决定完全跟随清朝了。
只是现在，在这个时刻，驱逐鞑虏再造中华的口号被喊了出来，喊出这个口号的，是兰芳共和国，而这个兰芳共和国，是一个叫赵学宁的汉人建立起来的政权。
兰芳共和国与朝鲜之间是有贸易往来的，双方之间有粮食贸易和香料贸易，朝鲜官员对于兰芳共和国并不陌生，甚至对于兰芳共和国的一些事情都比较清楚。
所以对于这个汉人建立的海外国度，朝鲜怀有一定的好感和兴趣。
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汉人建立的政权居然真的敢于北伐，喊出了那么激动人心的口号，甚至于还取得了比较大的战果，逼得带清都要征召朝鲜的火枪手和炮手助战了。
根据朝鲜商人们传回来的消息，在他们返程的时候，广东广西和福建三省已经在兰芳的控制之下了，清军在三省惨败。
大清名将福康安和海兰察被杀死，全军覆没，名臣李侍尧等被俘获、杀死，大量清朝官员被处决，大量汉民割掉了辫子，重新开始蓄发。
兰芳海军犀利，火力强悍，清军水师不能敌，所以作战处处受限，败得很快，前后一个月的功夫，三省就已经失陷了。
之后的战局状况大家还不是很清楚，朝鲜王朝已经派人前往广州福建一带打探消息，不过这种情况的发生已经确切的影响到了朝鲜王朝的对外政策。
对于要不要出兵帮助带清作战的争论，从【驱逐鞑虏再造中华】这句口号传入朝鲜开始，就已经出现了。
尽管李祘本人具有较强的政治能力，且已经清除了全部的政治敌手，掌控了全部的权力，所以他本人流露出的学习清朝、软化立场的态度也影响了朝鲜朝政的走向。
可是百年来深厚的社会思潮传统不是那么好应付的。
主张学习清朝、跟随清朝脚步的北学派无论是在学术范围还是在政治范围，在朝鲜内部都属于边缘分子，哪怕有李祘在某种意义上的扶持，也无法与传统学派、政治势力对抗。
朝鲜人压根儿就没有真心实意接纳带清做自己的宗主，这是现实。
所以一听有汉人政权要驱逐满清政权了，朝鲜朝廷内部的那些受小中华思想浸染多年的官员们、学者们集体高潮了。
他们双眼放光的冲进王宫，强烈要求李祘不能派兵追随清朝作战，而应该和兰芳打配合，驱逐满清朝廷，恢复中华正统。
从情感上来说，尊奉一个汉人正统王朝为宗主，李祘也挺向往，他也不是很喜欢对一群“蛮夷”称臣，但是问题在于，这世上的很多事情不是讲道理就能解决的，那是要看拳头大小的。
只要拳头大，蛮夷也能说自己是正统。
如果拳头不够硬，正统也要被蛮夷看作蛮夷。
所以别的不说，兰芳目前体现出来的态势和清帝国之间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他们只攻略成功了三个省，还不能算作成功对清帝国造成了致命威胁。
对于这一点，当年三藩之乱是有过先例的。
三藩之乱，吴三桂等人的势力几乎恢复了半壁山河，但最后还是被带清推回去了，复国的愿望成为了镜花水月。
所以哪怕兰芳真的达到了和带清划江而治的阶段，李祘感觉都不能太乐观，必须要考虑到吴三桂的例子，必须要小心谨慎的面对这场重要的战争。
谁都不敢保证实力强大的带清就真的能被起自南洋的小国兰芳推翻，老大帝国的威慑力还是很足的，在整个藩属体系内，老大帝国都是威严满满、面子满满。
谁敢说兰芳就能推翻清政府呢？
没人敢说。
就靠着一句【驱逐鞑虏再造中华】，就能解决掉满清朝廷了？
不行，还是要看拳头。
拳头不够大，嗓门再响也没有用。
所以面对臣子们和学者们的呼吁和建议，李祘没有答应，而是谨慎的和一些地位比较高的大臣、如郑民始、徐命善、沈焕之、金钟秀等人谈论这件事情。
对于这件事情，朝鲜朝廷内部也分作两派进行讨论。
徐命善与郑民始为代表的“时派”政治势力比较赞同李祘的看法，即兰芳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象征了中华正统势力，但是天下大势并不单单看名义，更看实际的力量对比。
如果因为中华正统的缘故而忽略了军事力量的对比，从而惹怒了清帝，很难说不会遭到清帝国军事力量的打击，届时朝野纷乱、百姓受苦，难道不是他们这些决策者的过错吗？
而以金钟秀、沈焕之为代表的“僻派”政治势力则坚决反对李祘的想法，坚决反对出兵支持清政府，认为朝鲜是中华正统的藩属国，是小中华，而不是蛮夷之辈的藩属国。
之前限于中原没有英雄的原因，被迫臣服清帝国，这是权宜之计，而不是真心实意的臣服。
所以朝鲜才没有去发，没有留那难看到了极点的金钱鼠尾，而是保留了作为中华正统象征的冠服。
如果出兵帮助清政府去对付兰芳军队，就等于是在帮助蛮夷绞杀正统，亲手扼杀了正统恢复中华的可能性，如果先王知道了，又会怎么看待当今国王呢？
他们坚决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一时期的朝鲜，“时派”和“僻派”之间产生了相互之间的对立，形成党争局面。
但是因为李祘自己比较有手腕，所以两派相争的局势比较和缓，一如乾隆时期的清帝国，党争被更高的权力压制住，不能大行其道。
所谓“时派”，指的是善于灵活变通、比较顺应君主心意的一派。
所谓“僻派”，指的是顺应天道、天理、圣人道理的一派，不怎么遵循君主的心意。
李祘的亲信基本上都是“时派”官员，他本人也是靠着“时派”的亲信们扶持才登上王位，但是对于“时派”和“僻派”之间的斗争，他是乐见其成的。
毕竟两虎相争，才有他这个裁判运作权力的空间，要是大家都一团和气，他这个国王还怎么唯我独尊呢？
所以在日常的政治生活中，李祘并没有很明显的偏向任何一派，而是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权术手腕来控制朝政，使得自己的地位和权力都得到了巩固。
但是在这一次是否出兵的这个关键议题上，李祘游走于两派之间的空隙几乎被堵死了。
在消灭满清权贵、官僚、旗人等等各大势力的同时，将他们所拥有的土地财富收归国有，再以集体农庄的方式交给农民经营，顺势在一部分区域内推动土地所有制的变更。
这样做，是为了之后的工业化变革打基础，把分散的小农经济改变为集体农业经济，解放一部分农业人口投入到工业生产和海外殖民开拓当中。
在这个时代，继续维持小农生产模式已经没有意义了。
经过内部政策会议的讨论，赵学宁确认了当下带清民众在知识层面的严重不足，这种情况下不对土地所有制进行改变，并且用国家强制力推动改革，就无法带着神州大地向工业时代迈进。
小农经济是安稳地方的良方，但是同时也是工业化改革的巨大阻碍。
所以赵学宁在十一月底的时候果断宣布调整政策，宣布将所有土地国有化，再以集体农庄的方式组织农民展开生产，开始缓缓地对带清基层进行调理。
赵学宁敏锐的观察到这一时间段，在七省之地，在大多数人看来，兰芳政权和军队还是有着征服者的身份和属性的。
对于敢杀人、能杀人的征服者，本地人多多少少会有些畏惧，且不太愿意和征服者政权产生剧烈冲突。
这就给征服者政权进行土地所有制的变革创造了一个好的机会，等以后大家都熟悉了，想要再推动这个改革，难度就会大很多。
吃进嘴里的肉还有几個人愿意吐出来？
所以要搞，就要趁着现在大家都怕兰芳的时候搞，效果最好。
而且现在搞，也能用最快的速度集中资源提供给军队，为军事战争服务。
尤其是在湖南省，湖南是这一时期带清最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重要程度甚至超过湖北，有【湖南熟天下足】的称谓，所以拿下湖南，兰芳就再也不怕粮食不够了。
所以赵学宁亲自驻守在长沙，通过行政强制命令宣布了土地国有化政策，然年后宣布针对无地、少地的农民推动集体农庄政策。
兰芳国家出面，把搜剿没收得到的土地用来建设集体农庄，吸纳无地少地农民进入集体农庄搞农业集体生产，然后以集体农庄为基础，推动各项在兰芳本土已经行之有效的政策。
比如组建民团的政策。
要做的事情太多，人手严重不足，为了获取更多的人手帮助，赵学宁甚至亲自开办行政速成班。
他在长沙当地选拔秀才、举人等具备一定文化基础的人，割掉他们的辫子，利用他们旺盛的求生欲和做官的欲望，推动他们成为兰芳的基层行政人员。
很多事情千头万绪，赵学宁甚至没有太多的时间关注军事。
不过好就好在这一时期，赵学宁的确也不需要多么关注军事，带清的拉跨使得他不出手，他的部下们也能妥善应对带清的进攻。
十一月开始，带清组织进行的反击作战开始进行。
天津战场上，富察奎林带领的清军围攻天津。
江宁府和镇江府战场上，陈用敷统领的总人数四万人的清军发起了进攻作战。
江西方面，清军四川总督碧鲁·鄂辉和四川提督钮祜禄·成德统领的三万绿营兵和驻防八旗军队组织出川，经过重庆，准备对贵州发起反击。
湖北方面，两湖总督毕沅在一次战败之后，得到了清廷授权，可以组织团练武装代替绿营兵对湖南发起反攻，务必获胜，不得战败，如果战败，提头来见。
另一方面，蒙古诸部落收到征召命令，动员了三万六千名骑兵奔赴京师。
黑龙江、吉林、盛京三将军奉命动员的三万关外驻防八旗军队抽调一万五千人，以黑龙江将军、军机大臣章佳庆桂为统帅，开始入关。
还有就是朝鲜了。
因为得到了宗主国带清的命令，朝鲜被要求至少动员两万鸟枪手和炮手参加战争，于是朝鲜方面一边动员军队，一边也在暗戳戳的打听带清内部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这不打听不知道，一打听吓一跳。
因为当时已经有从广州返回的朝鲜商船带回来了消息，说兰芳共和国对带清发动了战争，战争口号是【驱逐鞑虏，再造中华】，国家旗帜是日月红旗，兵锋锐利，屡屡得胜，带清难以应对，所以正在动员全国军队。
朝鲜作为带清的藩属国，自然也被要求出兵助战。
对于这一情况，朝鲜国王李祘有所迟疑、忧虑。
李祘虽然在表面上仍强调朝鲜数代国王沿袭的【尊周思明、春秋大义】思想，但他的反清意识已明显不如之前的孝宗、肃宗、英祖等国王，这从他对弘历的评价就可以看出。
他认为弘历“自是一代英雄”，说他“比康熙尤盛焉”，对弘历的施政、军事成绩不吝赞美之词。
可以说李祘统治时期，是李氏朝鲜王朝对清帝国放弃戒备、敌对的想法，以及正面评价超过负面评价的时期，这一情况的出现，主要也是前几代国王对于清帝国始终保持的敌对思想最终破灭、清帝国统治越发巩固的原因。
李祘之前的几代朝鲜国王都希望清帝国崩溃，希望得到这样的好消息，但是到李祘的爷爷、前代国王英祖时期，这一幻想基本上破灭了，朝鲜国内开始出现主张接受清朝、承认清朝的优越之处的“北学派”。
到李祘登基掌权之后，北学派的势力有一定的增长，出现了几个代表性人物，主张学习清朝的优越和先进之处。
李祘本人也基本上承认清帝国对中华的统治，开始主动吸取清朝的优秀之处，并且挪到朝鲜来，增强朝鲜的综合国力。
不过长期以来浓重的小中华思想和尊周思明思想的浸染使得朝鲜社会上上下下的主流依然对清帝国很不感冒，依然认为清帝国是夷狄之国。
所以在政治上，朝鲜承认自己是清帝国的藩属国，遵守一切规则，但是文化思想上，朝鲜对清帝国依然怀有深深的敌意。
这一次清帝国的征兵令是先来的，朝鲜君臣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也就一边进行军事动员，一边打探消息。
等具体的消息传来之后，朝鲜君臣那边有点绷不住了。
驱逐鞑虏，再造中华？
就算是对清帝国和弘历本人怀有一定程度好感的李祘听了之后，都觉得这句话要是让他的太爷爷、爷爷听到了，一定会感动得热泪盈眶。
多少年来，朝鲜一直都不愿意承认清政府对中国的统治，始终认为只有汉人政权才是最正统的中华政权，而满清朝廷不是正统的中华政权。
当初，明朝灭亡一百年之际，因为【胡无百年国运】的谶言甚嚣尘上，恰逢雍正帝对准噶尔战争失败的时候。
当时盛传准噶尔蒙古要毁灭清朝，朝鲜上上下下都开始做准备要和蒙古人打交道了，甚至都开始派人学习蒙语了。
但是谶言没有实现，大清依然稳如泰山，甚至还在数十年之后彻底覆灭了准噶尔。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朝鲜内部对于驱逐清政府的希望逐渐破灭，到李祘登位之后，干脆就不宣传这些事情了，任由民间自己怀念，政治层面已经决定完全跟随清朝了。
只是现在，在这个时刻，驱逐鞑虏再造中华的口号被喊了出来，喊出这个口号的，是兰芳共和国，而这个兰芳共和国，是一个叫赵学宁的汉人建立起来的政权。
兰芳共和国与朝鲜之间是有贸易往来的，双方之间有粮食贸易和香料贸易，朝鲜官员对于兰芳共和国并不陌生，甚至对于兰芳共和国的一些事情都比较清楚。
所以对于这个汉人建立的海外国度，朝鲜怀有一定的好感和兴趣。
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汉人建立的政权居然真的敢于北伐，喊出了那么激动人心的口号，甚至于还取得了比较大的战果，逼得带清都要征召朝鲜的火枪手和炮手助战了。
根据朝鲜商人们传回来的消息，在他们返程的时候，广东广西和福建三省已经在兰芳的控制之下了，清军在三省惨败。
大清名将福康安和海兰察被杀死，全军覆没，名臣李侍尧等被俘获、杀死，大量清朝官员被处决，大量汉民割掉了辫子，重新开始蓄发。
兰芳海军犀利，火力强悍，清军水师不能敌，所以作战处处受限，败得很快，前后一个月的功夫，三省就已经失陷了。
之后的战局状况大家还不是很清楚，朝鲜王朝已经派人前往广州福建一带打探消息，不过这种情况的发生已经确切的影响到了朝鲜王朝的对外政策。
对于要不要出兵帮助带清作战的争论，从【驱逐鞑虏再造中华】这句口号传入朝鲜开始，就已经出现了。
尽管李祘本人具有较强的政治能力，且已经清除了全部的政治敌手，掌控了全部的权力，所以他本人流露出的学习清朝、软化立场的态度也影响了朝鲜朝政的走向。
可是百年来深厚的社会思潮传统不是那么好应付的。
主张学习清朝、跟随清朝脚步的北学派无论是在学术范围还是在政治范围，在朝鲜内部都属于边缘分子，哪怕有李祘在某种意义上的扶持，也无法与传统学派、政治势力对抗。
朝鲜人压根儿就没有真心实意接纳带清做自己的宗主，这是现实。
所以一听有汉人政权要驱逐满清政权了，朝鲜朝廷内部的那些受小中华思想浸染多年的官员们、学者们集体高潮了。
他们双眼放光的冲进王宫，强烈要求李祘不能派兵追随清朝作战，而应该和兰芳打配合，驱逐满清朝廷，恢复中华正统。
从情感上来说，尊奉一个汉人正统王朝为宗主，李祘也挺向往，他也不是很喜欢对一群“蛮夷”称臣，但是问题在于，这世上的很多事情不是讲道理就能解决的，那是要看拳头大小的。
只要拳头大，蛮夷也能说自己是正统。
如果拳头不够硬，正统也要被蛮夷看作蛮夷。
所以别的不说，兰芳目前体现出来的态势和清帝国之间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他们只攻略成功了三个省，还不能算作成功对清帝国造成了致命威胁。
对于这一点，当年三藩之乱是有过先例的。
三藩之乱，吴三桂等人的势力几乎恢复了半壁山河，但最后还是被带清推回去了，复国的愿望成为了镜花水月。
所以哪怕兰芳真的达到了和带清划江而治的阶段，李祘感觉都不能太乐观，必须要考虑到吴三桂的例子，必须要小心谨慎的面对这场重要的战争。
谁都不敢保证实力强大的带清就真的能被起自南洋的小国兰芳推翻，老大帝国的威慑力还是很足的，在整个藩属体系内，老大帝国都是威严满满、面子满满。
谁敢说兰芳就能推翻清政府呢？
没人敢说。
就靠着一句【驱逐鞑虏再造中华】，就能解决掉满清朝廷了？
不行，还是要看拳头。
拳头不够大，嗓门再响也没有用。
所以面对臣子们和学者们的呼吁和建议，李祘没有答应，而是谨慎的和一些地位比较高的大臣、如郑民始、徐命善、沈焕之、金钟秀等人谈论这件事情。
对于这件事情，朝鲜朝廷内部也分作两派进行讨论。
徐命善与郑民始为代表的“时派”政治势力比较赞同李祘的看法，即兰芳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象征了中华正统势力，但是天下大势并不单单看名义，更看实际的力量对比。
如果因为中华正统的缘故而忽略了军事力量的对比，从而惹怒了清帝，很难说不会遭到清帝国军事力量的打击，届时朝野纷乱、百姓受苦，难道不是他们这些决策者的过错吗？
而以金钟秀、沈焕之为代表的“僻派”政治势力则坚决反对李祘的想法，坚决反对出兵支持清政府，认为朝鲜是中华正统的藩属国，是小中华，而不是蛮夷之辈的藩属国。
之前限于中原没有英雄的原因，被迫臣服清帝国，这是权宜之计，而不是真心实意的臣服。
所以朝鲜才没有去发，没有留那难看到了极点的金钱鼠尾，而是保留了作为中华正统象征的冠服。
如果出兵帮助清政府去对付兰芳军队，就等于是在帮助蛮夷绞杀正统，亲手扼杀了正统恢复中华的可能性，如果先王知道了，又会怎么看待当今国王呢？
他们坚决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一时期的朝鲜，“时派”和“僻派”之间产生了相互之间的对立，形成党争局面。
但是因为李祘自己比较有手腕，所以两派相争的局势比较和缓，一如乾隆时期的清帝国，党争被更高的权力压制住，不能大行其道。
所谓“时派”，指的是善于灵活变通、比较顺应君主心意的一派。
所谓“僻派”，指的是顺应天道、天理、圣人道理的一派，不怎么遵循君主的心意。
李祘的亲信基本上都是“时派”官员，他本人也是靠着“时派”的亲信们扶持才登上王位，但是对于“时派”和“僻派”之间的斗争，他是乐见其成的。
毕竟两虎相争，才有他这个裁判运作权力的空间，要是大家都一团和气，他这个国王还怎么唯我独尊呢？
所以在日常的政治生活中，李祘并没有很明显的偏向任何一派，而是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权术手腕来控制朝政，使得自己的地位和权力都得到了巩固。
但是在这一次是否出兵的这个关键议题上，李祘游走于两派之间的空隙几乎被堵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