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对于当下的欧洲来说,与赵学宁在《共和国》中所阐述的内容最为接近的就是伏尔泰为代表的一群思想家的思想。

    这群思想家所推崇的开明君主体制,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当时的思想家们对于社会状态的明确观察。

    比如他们认为一个开明君主其实是整个社会的最高法官,可以用来平衡贵族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存在,除了君主,没有可以更好协调权贵与民众之间利益争斗的选择。

    他们认为权贵精英可以治理国家,但是他们会无限度的膨胀、肆无忌惮的夺取利益,所以需要君主来进行打压。

    同时他们也觉得民众有极大的民粹倾向,遇到事情就觉得自己过不下去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发起革命,发起暴力行动,对社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

    所以开明君主就在这个背景下被提出,主张君主成为社会的调停者,权贵精英膨胀了,就带领民众打压权贵精英,民众疯狂了,就利用权贵精英打压民众,不偏不倚的公平对待整個国家。

    这一想法显然非常的理想。

    传统的情况下君主和权贵精英虽然有利益冲突,但本质是一体的,与民众才是对立的,不把传统君主权力世袭的问题解决掉,就根本无法实现这个目标。

    在那个年代,伏尔泰流派的启蒙思想家们的思想显然还没有上升到消除君主弊端的那一层,只是把目光放在了更加接近民众、更加肆意妄为的贵族精英身上,主要是对他们开炮。

    他们认为不能没有君主。

    所以当欧洲的思想家们得知带清用科举制度通过考试选拔官员而不是通过血脉传承选拔官员的时候,才惊讶的发现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就是开明君主专制具体实现的真正法宝。

    通过考试选拔有能力的官员,而不是通过贵族的血脉传承来确定一地领主,让最优秀的精英来治理国家,而不是让一个低能儿来败坏局面。

    再加上康雍乾三代君主刻意经营的名声,使得开明君主流派把带清当成了理想国、地上天国。

    这一流派通过吹嘘带清理想国来表示自己的学说是多么的正确,但是却被赵学宁用事实打脸,一度让他们十分沮丧、怀疑自我,孟德斯鸠和卢梭等人的分权理论大行其道。

    但是赵学宁在《共和国》里反而赞扬了开明君主言论,质疑了三权分立的有效性,认为开明君主的本质相较于三权分立更有实践价值。

    只要解决掉君主和精英群体的来源问题,使之更加贴合共和的需要,那么开明君主就能向理想共和大跨步的前进。

    显然,面向全体国民的考试制度是一个很好的选拔精英的方式,可以由此选拔出最优秀的人才来治理国家,让国家的发展不至于走上歪路。

    与此同时,“开明君主”大总统也需要经过选拔,用一种大家都能看得到的方式公开选拔。

    然后,给二者予以任期,不能让大总统长久任职,也不能让行政官员长久任职。

    与此同时,赵学宁批评了伏尔泰流派对于民众的看法,认为这是一种居高临下充满倨傲态度的看法。

    国家是人的集合体,没有人就没有国家,所以国民天然拥有国家主权,国家主权不该是君主和精英的,而应该属于全体国民,全体国民才是捍卫共和、抵制专权的最好选择。

    与其费尽心思从上层建筑思考该如何确立全新的体制,各种研究人性的丑恶,更应该着重于从底层建筑开始塑造国家的根本属性。

    忽视全体国民的力量和意义而着眼于君主和贵族精英,是伏尔泰流派必然失败的主要原因。

    如果没有全体国民的参与,谈什么分权制衡都是空中楼阁,没有成功的可能。

    当然,赵学宁自己也承认这很难。

    限制专权、采用共和体制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大家会走很多弯路,会遇到很多挫折。

    但是无论如何,一个尊重人权、承认自由精神的共和国,绝对优于一个把全体国民看作自己财富和奴隶的专制帝国。

    所以赵学宁坚决反对专制,也坚决不做皇帝,并将竭尽全力用未来的全部生命寻找共和体制下的最优解,争取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前进做出贡献。

    凡此种种论述,很快就在包括英国的欧洲国家思想学术界和政治界产生了巨大的震荡。

    赵学宁对于共和与专权的论述使很多思想家政治家耳目一新的同时,固有的看法又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其中自然以法国受到的冲击最大。

    作为受启蒙思想影响最大的国家,法国人从几十年前开始就对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人提出的开明君主和三权分立概念十分向往。

    在带清的形象还没有完全破灭的时候,开明君主与三权分立是可以打擂台的,双方各有各的吹捧者和追求者。

    在美国建立之前,开明君主的呼声因为带清这个“理想国”的存在,声音显然更大一些。

    接着,美国建立分权体制国家,三权分立的信徒们深受鼓舞,觉得美国的成功是启蒙精神的成功,也是三权分立的成功,三权分立从此也有了实践。

    于是两派继续撕扯、争论,不断的讨论谁才是对的,谁才是错的。

    直到赵学宁干翻带清之后,三权分立的信徒们欢呼鼓舞,认为结论已经得出了。

    然而他们还没有高兴多久,赵学宁却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

    美国的成功是美国自己的成功,不是启蒙精神的成功,以及分权制度并不能解决权力滥用的问题,还有诸多问题,甚至于演变为全新的“帝国主义”。

    很多深受孟德斯鸠思想影响的思想家、学者一开始都对赵学宁的看法有很大的意见,觉得赵学宁对孟德斯鸠和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质疑是没有道理的,他们不觉得赵学宁的论述是正确的。

    同样,赵学宁对开明君主的讨论显然也没有很偏向这一派,也对这一学说进行了批判,于是也引起了这一派信徒们的抨击。

    他们很快意识到,赵学宁的共和是他自己的共和,不是任何人的共和,他有自己的看法,并提出了“共和集权论”,倡导“国民主义”。

    很明显,他是在开宗立派,他是在创造自己的政治文明,而没有跟随任何一方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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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抨击赵学宁的声音骤然提高了。

    可是也就高了那么一点点时间,便很快急转直下。

    在种种因素影响之下,很短的时间内,赵学宁的看法就开始被很多人公开讨论,并且逐渐开始有了认同者。

    不少人认为赵学宁所说的一切是很有道理的,是值得探讨的。

    究其根本,赵学宁是一个强大国家的领袖,有强大的权力和威望,本身还领导着一个共和国,可以说是一个有很大发言权的实践派。

    他的发言自然带着一层光环。

    再有,他是中国人。

    启蒙运动的泰斗伏尔泰十分钟爱中华文明与儒家学说,抛开他的政治观点不说,随着他的作品《中国孤儿》被改编为话剧正式上演,整个欧洲的中国热也被推向了高峰。

    甭管是开明君主派还是三权分立派,对于中国人的看法基本上都是带着一层“光环”的。

    这一时期,欧洲主流思想界对于中国的态度依然是正面高于负面,自马可波罗以来的传统想法依旧没有改变。

    作为一个中国人,还是一个比“满洲人”更加正统的“汉人”,赵学宁显然得到了两层光环的加持。

    两层光环加持之下,他“拳打伏尔泰脚踢孟德斯鸠”的共和集权论得到了人们的认真讨论,并逐渐得到了重视。

    并且在这一时期,随着赵学宁的《共和国》与兰芳的胜利在欧洲的广泛传播,以及兰芳大使陆航不遗余力的宣传,赵学宁所秉持的那一套国家说法也开始得到部分欧洲学者与思想家的认同。

    他们认为赵学宁和兰芳的胜利是中国人对鞑靼人的胜利。

    昭示着一百多年以后,中国人重新夺回了文明的定义和国家的主权,消灭了野蛮且专制的鞑靼政府,古老的文明重新绽放出夺目的光辉。

    野蛮和专制在中国一去不复返,共和与文明即将在中国绽放出美丽的花朵。

    这时的中国才是真正的中国,而这一切都归功于赵学宁和他领导下的兰芳政权。

    由于《共和国》中赵学宁坦诚的态度和明确的反思以及敏锐的逻辑思维,很多欧洲学者转变态度,开始研究起了赵学宁这个人,并认真钻研他提出的共和集权论与国民主义思想。

    然后,一发不可收拾。

    双重光环加持之下的赵学宁,很快就成为了欧洲的人气爱豆。

    从1789年9月之后,就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向周围人主动安利赵学宁的学说与他这个人。

    他们开始认为赵学宁是一位伟大的“开明总统”,是一位伟大的东方巨人,是一个手握权力但是却没有被权力的毒沾染内心的纯洁的共和主义者。

    更是一个真正融合贯通了启蒙思想精髓的学问家。

    一部分欧洲学者开始认为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的说法各有各的谬误,而赵学宁通过实践提出的共和集权和国民主义才是真正成功的共和体制。

    同时,他们也开始认同赵学宁在书中对美国的论断,开始认为美国的胜利不是启蒙思想的胜利,而是美国自己的胜利。

    美国建成的非王权国家并不能代表共和体制的确立,而是利益和现实的双重压迫下的妥协。

    这种妥协所带来的隐患很快就会把启蒙精神带跑偏,如果不爆发内战决出胜利者以重新理清体制,美国可能会走上一条全新的具有强大扩张性的“帝国主义”道路。

    这实际上宣告了启蒙思想的破产。

    赵学宁的这个“帝国主义”的论述经由陆航的得体翻译,开始在欧洲思想学界传播,也由此,越来越多的欧洲人认为赵学宁领导下的兰芳政权才是真正意义上第一个贯彻了启蒙思想的共和国。

    尽管这个共和国没有实行孟德斯鸠所钟意的分权体制,也不是伏尔泰所说的开明君主,但是作为国家领袖,大总统赵学宁显然是一个了解共和、明白共和、全力维护共和的人。

    何其伟大的共和精神!

    何其正直的人格!

    向他致敬!

    相当多的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对赵学宁的学说和他个人表示认可、佩服,称其为东方的启蒙领袖、启蒙思想大家、伟大的共和主义者。

    在巴黎,法国米制委员会主任、著名数学家、物理学家约瑟夫·路易斯·拉格朗日,在他的朋友马奎斯·孔多塞的介绍下对赵学宁与兰芳产生好奇,阅读了赵学宁的《共和国》。

    彼时,作为数学家的孔多塞已经成为赵学宁极为热情的粉丝。

    他将赵学宁在书中所描述的“制约权力需要全体国民参与”与“全体国民天然拥有国家主权”这一看法视作真理,热情洋溢的向拉格朗日以及其他的朋友们安利赵学宁和他的《共和国》。

    “孟德斯鸠和伏尔泰为共和国的建设画了一张草图,而赵学宁靠着这张潦草的草图,建设起了伟大的共和大厦,并且并不一味的追随先哲,而是勇于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并且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

    在孔多塞不遗余力的安利之下,包括拉格朗日在内,著名化学家安托万·洛朗·拉瓦锡、著名数学家加斯帕尔·蒙日以及著名天文学家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都阅读了《共和国》。

    在这件事情上,孔多塞颇为强势,根本不管他的朋友们对政治是否感兴趣,强势安利,以至于他身边的人都无奈的称他为“共和国使者”。

    不过这本《共和国》确实言之有物,且是一位东方强国的领袖亲自著作,实在是很吸引人眼球,尽管工作繁忙,但是孔多塞的朋友们还是认真阅读了这本书,表现出了或多或少的认同感。

    除了在学者圈子里,在政治家和贵族圈子里,《共和国》也受到了广泛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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