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学宁在兰芳十三五月底得到的最新消息就是这一部分，最新的消息他还没有得到。
但是从这有限的消息当中，赵学宁感觉罗伯斯庇尔是一个比较冷静谨慎的政治人物，不像是个纯粹的激进派。
相反，此时此刻的吉伦特派才更有点激进的风范，罗伯斯庇尔却更加注重眼下的真正危险和主要矛盾，这与他在雅各宾派专政时期的所作所为很不相符。
或许这其中有些什么变故或者隐情是赵学宁目前所不知道的，不过这无所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弘历已经掉了脑袋，想来过不了多久，路易十六也就要华丽变身为丈二和尚了。
中华联邦需要借助法兰西大革命为自己吸引视线和拉仇恨的机会，努力夯实自己的基础，完成疆域的统一，并展开全面建设和全面扩张策略。
于是在兰芳十三年的六月份，赵学宁决定发动北伐和西征两场作战。
军事委员会经过商议，作出决定，遂以两万骑兵、三万步兵的力量组成北伐军，对内蒙地区和乌里雅苏台地区发起进攻。
又决定以一万骑兵和三万步兵的军队组成西征军，向青海地区发起进攻，准备实现对蒙古大草原和青海地区的全面控制。
对于边疆地区的五个省，目前的中华联邦还没有足够的实力一口吞掉，但是对于蒙古大草原和青海，赵学宁还是有信心一口吞下去的。
吞下去之后，休养一番，就能进一步向新疆和西藏发展势力，以期尽快将这两個省也全部拿下，彻底吞掉整个带清的故地。
对于整个带清控制的内蒙古地区和外蒙古地区，再加上青海、新疆等地，带清其实设置了一套很有效果的治理体系，称其为盟旗制度。
所谓旗，是清廷设在蒙古地区的行政、军事单位，也是清帝赐给旗内各级部落首领的世袭领地，旗是经过编织佐领、安置属民、分给牧地、划定旗界、任命札萨克也就是旗主之后形成的，相当于中原地区的一个行政单位。
盟为旗的会盟组织，合数旗而成，每盟设盟长一人、副盟长一人，原由盟内各旗札萨克在会盟时推举，后改由理藩院就盟内各旗札萨克中签请皇帝派人兼摄。
带清为了更好的统治蒙古，防止明代以来蒙古的边患问题，采用了八旗制度配合蒙古地区本有的传统制度创设了盟旗制度，开创性的在蒙古大草原上设置了行政体系。
其中，带清朝廷委派大臣、都统、将军直接节制的总管旗，统称内属蒙古，共六十一个旗，而由清中央理藩院监督的札萨克旗，统称外藩蒙古，共二百零一旗。
等于整个大蒙古草原被带清划分为二百六十二个旗进行统治，且有六十一个旗那是实实在在的成为了带清直接控制的地盘，剩下二百零一个也由带清设置的将军和将军的属员们进行管理。
为了防止蒙古地区再度出现大规模叛乱，带清一边拉拢一边镇压，对不臣者铁腕压服，对臣服者予以和亲、嘉奖策略进行拉拢，使得双方血脉相通，高喊满蒙一家的口号。
更通过确定放牧范围、限制人口数量的方式削弱蒙古各部的实力，自准噶尔汗国被消灭、土尔扈特部东归之后，整个蒙古地区就没有不执行盟旗制度的地方，所以蒙古地区从实力上来说也不再具备对抗清廷中央的力量。
另外，在精神层面，带清努力在蒙古地区推广黄教，使更多蒙古人信奉黄教而不再练习骑射，不再好勇斗狠，以此瓦解蒙古人的悍勇精神。
而在经济层面上，带清的控制就更加直接了。
通过对晋商的扶持和控制，一面拉拢蒙古草原的王公贵族们，给予他们奢侈的生活，一面盘剥蒙古普通牧民的生活物资，使他们长期生活在温饱线上下，反复横跳，痛苦不堪。
吃不饱，也饿不死。
通过商业贸易和物资管控手段，带清朝廷也能够实现对蒙古草原的实力削弱，使得蒙古人再也没有足够的财力组织军队抗衡带清中央。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晋商不愧是带清手里的一把尖刀，在带清的引领下，将蒙古人收拾的是杰尼龟做仰卧起坐——翻不了身。
晋商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深厚的经商传统，包括在明末与带清皇室的特殊关系，使得他们在蒙古大草原地区尤其是外蒙古地区占有绝对优势，把当地草原牧民吃得死死的。
晋商在蒙古商号林立，著名三大商号为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还有一系列小商号，他们主要经营砖茶、布匹、药材、日用百货，以及钱庄。
到后期，因为带清朝廷的懒惰和统治衰弱，晋商团体甚至还负责收税、票印业务，并经办驻蒙清方官府衙门的物资采办，最大商号大盛魁还包办代理蒙古诸王公向清廷纳贡、值班、引见的事项，所需费用一律以高利贷方式借给王公贵族。
清廷出于以商制夷的思想，对汉人来蒙贸易给予一定保护与鼓励，到乾隆二十四年，光是在库伦的旅蒙各类汉商已达一千多人，佼佼者大盛魁在整个蒙古地区的贸易额连年创新高，乾隆末年，只大盛魁一家商号的年贸易额已达五百万两之巨。
其实平心而论，晋商在外蒙的经商也有着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和危险。
首先，带清对晋商在蒙古的发展有一定顾虑。
战情紧急时，对晋商多有鼓励和保护，但危机解除后，对晋商也有许多限制，比如入蒙晋商的人数有限制，不让带家属，也要限制活动范围，以及不许商人与当地蒙女通婚等等。
他们不愿意看到汉人通过经商的方式在蒙古地区扎根，以此威胁到他们在蒙古地区的统治权力，因此对晋商是多加利用，但是也多方设防。
所以旅蒙商人不仅要面对诸多政策的限制，还要面对带清驻蒙各衙门的各种费用摊派、各类强制捐输，官方无休止的费用垫、借，代支拖欠的军饷，以及对各类官府的“孝敬”。
这些钱就算有“借”的名义，但是送到官府里的钱，就相当于是进了狗肚子里的肉，别再想拿出来，甚至碰一碰都不行，会被咬。
更不要说应付贪污的大员小吏们，那也是一笔巨大的投入。
就单单一个库伦办事大臣，其贪脏枉法数目惊人，一年少说二三十万两白银的孝敬。
另外，外蒙的王公贵族也要向晋商们伸手要各种好处，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允许他们在本地行商的“好处费”“保护费”。
不给？
那就别玩了。
商人如何能与这些地方强权抗衡？
就拿旅蒙最大最强的商号大盛魁来说，那算得上是日进斗金的巨商，利润丰厚到了惊人的地步，但是另一层面上，带清驻蒙将军府、各衙门一切日用、食品都得由大盛魁出钱负责。
每年，他们要从归化城动用几百峰骆驼载运着采购自各地的山珍海味、水果、鸭、鱼前往供应，另外还需要备下名贵钟表、高档绸缎，以至貂皮、鹿茸做为礼品。
一年之中，不要说大节小节，生子嫁娶都要送礼，光是招待各王公贵族、官差人员所用的饺子馅，就需羊四千多只，蒙古王公贵族、带清官僚小吏们趴在这些商户身上大口大口的吸血，那叫一个酣畅淋漓。
为了维持贸易利润、在各路牛鬼蛇神的压迫之下苟且求生，他们需要在三个鸡蛋上跳舞，还要带着镣铐。
所以除了正常的买卖，在蒙古大草原上针对牧民们放高利贷成为晋商最大、最畸形的暴利来源。
没办法，带清官僚和蒙古王公压迫他们，他们为了生存和维持奢侈富裕的生活，只能把视野投向广大的牧民们，从他们身上敲骨吸髓来维持这个畸形局面。
晋商以虚高价格将蒙古草原上不能生产但是又必须的日用百货赊销给众蒙古牧民，然后以之为本金，另行加收高额利息。
如此手段往往使牧民陷入难以偿还的困局，面对困局，牧民不得不接受他们的要求，被他们压低价格来购入牧民的牛羊马。
据说，在当地经营的商户以一块砖茶就可以换一张质地优良的羊皮，一匹二十来尺的粗布就可以换一头牛。
大盛魁从太原以三、五分银子进一口铁锅，在草原上能卖到一两多银子，二十文一个的木碗，在草原上要卖到六七钱银子一个。
晋商还擅长买空卖空，商号常常用一千两银子本金，可以做七八千甚至上万两银子的生意，没文化、没有商业头脑的牧民们被他们耍得团团转，往往是被买了还要帮他们数钱，觉得他们是大好人。
穷鬼的钱要赚，有钱人的钱也要赚，在这一点上，晋商是一视同仁。
蒙古王公可以用权势欺压他们，但是并不是说晋商就会被蒙古王公欺压的抬不起头。
对付蒙古王公，晋商集团也有一套办法。
蒙古王公按清时要求要轮流进京朝贡，沿途与驻京多有花费，走一趟花个几千两是起步消费，有的人甚至要花几万两。
这一点，德川幕府的参觐交代制度与带清制度是异曲同工，同样都是以此消耗王公财力，并拉动沿途商业需求，繁荣经济。
对于钱的事，王公们懒得操心，只管叫上晋商商号随行，帮他们垫付各种开销，并办理在京一切经济事项，期间他们什么都不管，任由晋商高额计息，只管开出印票。
这票据背面都印有“父债子还，夫债妻还，死亡绝后，由旗公还”的狠毒话语，那叫一个老父亲放屁——爸气外露。
王公们也不管能不能还得起，也不管晋商借钱一年要收取三十六分的巨息——晋商借款每三年为一个还款周期，堪称超级高利贷。
他们只管快活，至于能不能还钱不要紧，大不了以后由部下牧民们变卖家产，甚至卖儿卖女来偿还。
如果只是这一项倒还好，关键蒙古草原上的矛盾不单单是晋商和王公贵族、王公贵族和普通牧民之间的矛盾，还有一只铁拳——带清朝廷势力横贯其中，成为主要推手。
按照带清朝廷规定，除却由盟旗制度下中央直辖的六十一个旗之外，二百零一个外藩蒙古旗还要负担带清官员、差役、驻军开销，以及这些军政人员的食物、器械、生活消费品。
面对如此繁杂的消费需求，王公贵族们不善经济，也不想管那么烦的事情，全部委托给晋商商号，让他们出面垫付，任由其计算高额利息。
逮到这么一帮子有钱有闲还不愿意动脑子的家伙，晋商集团那真是楚雨荨打滚——爽翻了。
于是到了乾隆中后期、准噶尔战争之后，内蒙和外蒙地区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普通牧民，无人不欠债，债款之巨大，除非把所有财产全部折算才能还清。
最后逼得弘历没办法，一边要求晋商不得随意加息，一边要求各盟旗全力还债，一边也自掏国库给帮忙还债。
到乾隆四十六年，也就是十一年前，带清中央朝廷觉得蒙古的经济实在是撑不住了，晋商集团也是有点走火入魔，连素来不把钱当回事儿的弘历都觉得他们是茅坑里面撑杆跳——过粪了。
于是，在弘历的支持和管控下，蒙古各盟旗一度差不多还清了所有借债，使得蒙古经济重归稳定。
但其后随着时间推移，债务继续开始积累，且越来越多，带清也因为国事日衰，加上兰芳北伐，无力管顾各盟旗的欠债，在带清西安朝廷灭亡前夕，蒙古诸王公欠下晋商的欠款费用又累积到了一个很可怕的数字上。
带清失去京师之后，一度定都大同，在大同时期，带清得到了晋商势力的大力相助。
因为不管怎么说，晋商势力能得到那么大的发展，主要还是因为带清在背后撑腰，并且多次要求蒙古诸王公还清欠款，甚至还自掏国库还钱。
就算地方官员吃拿卡要吧，没有带清的背书，晋商也无法做大，所以在虽然京师被破、弘历被擒拿，但是带清当时依然控制着山西，依然掌控着晋商们的老家，所以晋商们还是大力相助，捐款捐物，还协同组织了一些蒙古骑兵南下助战。
但是结果并不好。
当时兰芳军队太强，兰芳军队控制大同之后，只有少数几次蒙古骑兵南下，被兰芳军队的炮火和枪械教训了之后，再也不敢冒犯。
当时镇守在京师的第三兵团兵团长杜淮还送来消息，说俘获的蒙古骑兵交代，他们南下配合带清作战是晋商势力在背后出钱推动。
但是从这有限的消息当中，赵学宁感觉罗伯斯庇尔是一个比较冷静谨慎的政治人物，不像是个纯粹的激进派。
相反，此时此刻的吉伦特派才更有点激进的风范，罗伯斯庇尔却更加注重眼下的真正危险和主要矛盾，这与他在雅各宾派专政时期的所作所为很不相符。
或许这其中有些什么变故或者隐情是赵学宁目前所不知道的，不过这无所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弘历已经掉了脑袋，想来过不了多久，路易十六也就要华丽变身为丈二和尚了。
中华联邦需要借助法兰西大革命为自己吸引视线和拉仇恨的机会，努力夯实自己的基础，完成疆域的统一，并展开全面建设和全面扩张策略。
于是在兰芳十三年的六月份，赵学宁决定发动北伐和西征两场作战。
军事委员会经过商议，作出决定，遂以两万骑兵、三万步兵的力量组成北伐军，对内蒙地区和乌里雅苏台地区发起进攻。
又决定以一万骑兵和三万步兵的军队组成西征军，向青海地区发起进攻，准备实现对蒙古大草原和青海地区的全面控制。
对于边疆地区的五个省，目前的中华联邦还没有足够的实力一口吞掉，但是对于蒙古大草原和青海，赵学宁还是有信心一口吞下去的。
吞下去之后，休养一番，就能进一步向新疆和西藏发展势力，以期尽快将这两個省也全部拿下，彻底吞掉整个带清的故地。
对于整个带清控制的内蒙古地区和外蒙古地区，再加上青海、新疆等地，带清其实设置了一套很有效果的治理体系，称其为盟旗制度。
所谓旗，是清廷设在蒙古地区的行政、军事单位，也是清帝赐给旗内各级部落首领的世袭领地，旗是经过编织佐领、安置属民、分给牧地、划定旗界、任命札萨克也就是旗主之后形成的，相当于中原地区的一个行政单位。
盟为旗的会盟组织，合数旗而成，每盟设盟长一人、副盟长一人，原由盟内各旗札萨克在会盟时推举，后改由理藩院就盟内各旗札萨克中签请皇帝派人兼摄。
带清为了更好的统治蒙古，防止明代以来蒙古的边患问题，采用了八旗制度配合蒙古地区本有的传统制度创设了盟旗制度，开创性的在蒙古大草原上设置了行政体系。
其中，带清朝廷委派大臣、都统、将军直接节制的总管旗，统称内属蒙古，共六十一个旗，而由清中央理藩院监督的札萨克旗，统称外藩蒙古，共二百零一旗。
等于整个大蒙古草原被带清划分为二百六十二个旗进行统治，且有六十一个旗那是实实在在的成为了带清直接控制的地盘，剩下二百零一个也由带清设置的将军和将军的属员们进行管理。
为了防止蒙古地区再度出现大规模叛乱，带清一边拉拢一边镇压，对不臣者铁腕压服，对臣服者予以和亲、嘉奖策略进行拉拢，使得双方血脉相通，高喊满蒙一家的口号。
更通过确定放牧范围、限制人口数量的方式削弱蒙古各部的实力，自准噶尔汗国被消灭、土尔扈特部东归之后，整个蒙古地区就没有不执行盟旗制度的地方，所以蒙古地区从实力上来说也不再具备对抗清廷中央的力量。
另外，在精神层面，带清努力在蒙古地区推广黄教，使更多蒙古人信奉黄教而不再练习骑射，不再好勇斗狠，以此瓦解蒙古人的悍勇精神。
而在经济层面上，带清的控制就更加直接了。
通过对晋商的扶持和控制，一面拉拢蒙古草原的王公贵族们，给予他们奢侈的生活，一面盘剥蒙古普通牧民的生活物资，使他们长期生活在温饱线上下，反复横跳，痛苦不堪。
吃不饱，也饿不死。
通过商业贸易和物资管控手段，带清朝廷也能够实现对蒙古草原的实力削弱，使得蒙古人再也没有足够的财力组织军队抗衡带清中央。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晋商不愧是带清手里的一把尖刀，在带清的引领下，将蒙古人收拾的是杰尼龟做仰卧起坐——翻不了身。
晋商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深厚的经商传统，包括在明末与带清皇室的特殊关系，使得他们在蒙古大草原地区尤其是外蒙古地区占有绝对优势，把当地草原牧民吃得死死的。
晋商在蒙古商号林立，著名三大商号为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还有一系列小商号，他们主要经营砖茶、布匹、药材、日用百货，以及钱庄。
到后期，因为带清朝廷的懒惰和统治衰弱，晋商团体甚至还负责收税、票印业务，并经办驻蒙清方官府衙门的物资采办，最大商号大盛魁还包办代理蒙古诸王公向清廷纳贡、值班、引见的事项，所需费用一律以高利贷方式借给王公贵族。
清廷出于以商制夷的思想，对汉人来蒙贸易给予一定保护与鼓励，到乾隆二十四年，光是在库伦的旅蒙各类汉商已达一千多人，佼佼者大盛魁在整个蒙古地区的贸易额连年创新高，乾隆末年，只大盛魁一家商号的年贸易额已达五百万两之巨。
其实平心而论，晋商在外蒙的经商也有着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和危险。
首先，带清对晋商在蒙古的发展有一定顾虑。
战情紧急时，对晋商多有鼓励和保护，但危机解除后，对晋商也有许多限制，比如入蒙晋商的人数有限制，不让带家属，也要限制活动范围，以及不许商人与当地蒙女通婚等等。
他们不愿意看到汉人通过经商的方式在蒙古地区扎根，以此威胁到他们在蒙古地区的统治权力，因此对晋商是多加利用，但是也多方设防。
所以旅蒙商人不仅要面对诸多政策的限制，还要面对带清驻蒙各衙门的各种费用摊派、各类强制捐输，官方无休止的费用垫、借，代支拖欠的军饷，以及对各类官府的“孝敬”。
这些钱就算有“借”的名义，但是送到官府里的钱，就相当于是进了狗肚子里的肉，别再想拿出来，甚至碰一碰都不行，会被咬。
更不要说应付贪污的大员小吏们，那也是一笔巨大的投入。
就单单一个库伦办事大臣，其贪脏枉法数目惊人，一年少说二三十万两白银的孝敬。
另外，外蒙的王公贵族也要向晋商们伸手要各种好处，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允许他们在本地行商的“好处费”“保护费”。
不给？
那就别玩了。
商人如何能与这些地方强权抗衡？
就拿旅蒙最大最强的商号大盛魁来说，那算得上是日进斗金的巨商，利润丰厚到了惊人的地步，但是另一层面上，带清驻蒙将军府、各衙门一切日用、食品都得由大盛魁出钱负责。
每年，他们要从归化城动用几百峰骆驼载运着采购自各地的山珍海味、水果、鸭、鱼前往供应，另外还需要备下名贵钟表、高档绸缎，以至貂皮、鹿茸做为礼品。
一年之中，不要说大节小节，生子嫁娶都要送礼，光是招待各王公贵族、官差人员所用的饺子馅，就需羊四千多只，蒙古王公贵族、带清官僚小吏们趴在这些商户身上大口大口的吸血，那叫一个酣畅淋漓。
为了维持贸易利润、在各路牛鬼蛇神的压迫之下苟且求生，他们需要在三个鸡蛋上跳舞，还要带着镣铐。
所以除了正常的买卖，在蒙古大草原上针对牧民们放高利贷成为晋商最大、最畸形的暴利来源。
没办法，带清官僚和蒙古王公压迫他们，他们为了生存和维持奢侈富裕的生活，只能把视野投向广大的牧民们，从他们身上敲骨吸髓来维持这个畸形局面。
晋商以虚高价格将蒙古草原上不能生产但是又必须的日用百货赊销给众蒙古牧民，然后以之为本金，另行加收高额利息。
如此手段往往使牧民陷入难以偿还的困局，面对困局，牧民不得不接受他们的要求，被他们压低价格来购入牧民的牛羊马。
据说，在当地经营的商户以一块砖茶就可以换一张质地优良的羊皮，一匹二十来尺的粗布就可以换一头牛。
大盛魁从太原以三、五分银子进一口铁锅，在草原上能卖到一两多银子，二十文一个的木碗，在草原上要卖到六七钱银子一个。
晋商还擅长买空卖空，商号常常用一千两银子本金，可以做七八千甚至上万两银子的生意，没文化、没有商业头脑的牧民们被他们耍得团团转，往往是被买了还要帮他们数钱，觉得他们是大好人。
穷鬼的钱要赚，有钱人的钱也要赚，在这一点上，晋商是一视同仁。
蒙古王公可以用权势欺压他们，但是并不是说晋商就会被蒙古王公欺压的抬不起头。
对付蒙古王公，晋商集团也有一套办法。
蒙古王公按清时要求要轮流进京朝贡，沿途与驻京多有花费，走一趟花个几千两是起步消费，有的人甚至要花几万两。
这一点，德川幕府的参觐交代制度与带清制度是异曲同工，同样都是以此消耗王公财力，并拉动沿途商业需求，繁荣经济。
对于钱的事，王公们懒得操心，只管叫上晋商商号随行，帮他们垫付各种开销，并办理在京一切经济事项，期间他们什么都不管，任由晋商高额计息，只管开出印票。
这票据背面都印有“父债子还，夫债妻还，死亡绝后，由旗公还”的狠毒话语，那叫一个老父亲放屁——爸气外露。
王公们也不管能不能还得起，也不管晋商借钱一年要收取三十六分的巨息——晋商借款每三年为一个还款周期，堪称超级高利贷。
他们只管快活，至于能不能还钱不要紧，大不了以后由部下牧民们变卖家产，甚至卖儿卖女来偿还。
如果只是这一项倒还好，关键蒙古草原上的矛盾不单单是晋商和王公贵族、王公贵族和普通牧民之间的矛盾，还有一只铁拳——带清朝廷势力横贯其中，成为主要推手。
按照带清朝廷规定，除却由盟旗制度下中央直辖的六十一个旗之外，二百零一个外藩蒙古旗还要负担带清官员、差役、驻军开销，以及这些军政人员的食物、器械、生活消费品。
面对如此繁杂的消费需求，王公贵族们不善经济，也不想管那么烦的事情，全部委托给晋商商号，让他们出面垫付，任由其计算高额利息。
逮到这么一帮子有钱有闲还不愿意动脑子的家伙，晋商集团那真是楚雨荨打滚——爽翻了。
于是到了乾隆中后期、准噶尔战争之后，内蒙和外蒙地区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普通牧民，无人不欠债，债款之巨大，除非把所有财产全部折算才能还清。
最后逼得弘历没办法，一边要求晋商不得随意加息，一边要求各盟旗全力还债，一边也自掏国库给帮忙还债。
到乾隆四十六年，也就是十一年前，带清中央朝廷觉得蒙古的经济实在是撑不住了，晋商集团也是有点走火入魔，连素来不把钱当回事儿的弘历都觉得他们是茅坑里面撑杆跳——过粪了。
于是，在弘历的支持和管控下，蒙古各盟旗一度差不多还清了所有借债，使得蒙古经济重归稳定。
但其后随着时间推移，债务继续开始积累，且越来越多，带清也因为国事日衰，加上兰芳北伐，无力管顾各盟旗的欠债，在带清西安朝廷灭亡前夕，蒙古诸王公欠下晋商的欠款费用又累积到了一个很可怕的数字上。
带清失去京师之后，一度定都大同，在大同时期，带清得到了晋商势力的大力相助。
因为不管怎么说，晋商势力能得到那么大的发展，主要还是因为带清在背后撑腰，并且多次要求蒙古诸王公还清欠款，甚至还自掏国库还钱。
就算地方官员吃拿卡要吧，没有带清的背书，晋商也无法做大，所以在虽然京师被破、弘历被擒拿，但是带清当时依然控制着山西，依然掌控着晋商们的老家，所以晋商们还是大力相助，捐款捐物，还协同组织了一些蒙古骑兵南下助战。
但是结果并不好。
当时兰芳军队太强，兰芳军队控制大同之后，只有少数几次蒙古骑兵南下，被兰芳军队的炮火和枪械教训了之后，再也不敢冒犯。
当时镇守在京师的第三兵团兵团长杜淮还送来消息，说俘获的蒙古骑兵交代，他们南下配合带清作战是晋商势力在背后出钱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