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欧陆诸国派遣的干涉军还是较为传统的带有封建味道的军队，使用火器不假，可国家还是有国王有贵族，这些军队也摆脱不了自身属性。
所以干涉军根本不了解什么是革命，只不过是盲目的听从上级的指挥罢了。
这样，又能有多少战斗力呢？
就好比普鲁士军队素来有能打的名声，但是普鲁士军队能打的原因和历史上的封建王朝精锐军队能打的原因差距不大。
不是保家卫国军人荣耀，仅仅就是装备给的好一点，伙食吃的好一点，军饷发的足一点，军规订立的严厉一点。
大家互相比烂，谁更不烂，就更能取得胜利，在一滩烂泥的世界里就显得尤为突出。
还真别说，就普鲁士军队的训练和政府的投入，历史上大部分封建王朝都做不到，甚至于某些现代国家也做不到。
而普鲁士做到了。
所以普鲁士拥有了一支强悍的军队，在欧洲搏杀出了精锐的名声。
或者说，这是一支兽军，强悍，凶猛，无所顾忌。
但是无论是普鲁士还是奥地利，他们都忽视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他们所面对的法国军队和过去的法国军队有些不一样了。
在混乱之中，法军的正规军和巴黎革命群众组成的革命卫队混合在一起上了战场，军队组成和军官指挥系统有很大的问题，可以说这是一支充满了debuff的军队。
这支军队有比较大的内部纠纷，内部矛盾比较突出，支持革命的和反对革命的一起上战场能闹出什么乱子，正常人都能想到。
但是偏偏他们打了胜仗。
过去的法国军队同样也是靠着与普鲁士相似的条件建立起一支强军，拥有比较强大的战斗力，但是其本质并没有什么区别。
然而大革命之后，革命政府临时组建起来的配合混乱中的正规军作战的革命卫队并不是一支和过往的欧洲军队相似的军队。
这是一支主要由巴黎市民组成的军队，这支军队和过往的军队最大的最明显的差距就是——他们知道什么是革命，他们也充分地参与进入了革命，并且成为了革命的受益者。
多么显著的利益可能并不确切，零元购之类的也不好说，打土豪分田地什么的也不太可能，但是有一点，他们是绝对受益的。
革命之前，他们走在大街上，随时随地都有遭到贵族玩弄致死的可能性，且一旦被贵族盯上了，他们只能自认倒霉，生还的概率非常之低。
贵族不用受到任何处罚，而他们却要面临无辜惨死的结局。
革命之后，那些可能玩弄他们的贵族或者被杀或者被赶走，他们自由了。
于是，巴黎人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感受到了革命给他们带来的巨大的好处。
生命，他们的生命得到了保障，他们从此以后不用担心会被一个贵族用奇奇怪怪的理由杀死。
这其实已经非常难得了。
相较于还依旧挣扎在贵族政治的欧陆其他国家的国民，巴黎人民已经率先享受到了文明的曙光，享受到了生命的权利。
这些巴黎市民未必有多么高的文化水平，未必能够理解那么多的革命理论，未必能听的懂《共和国》的内容。
但仅仅只是这一点，已经足够让他们明白共和和帝制他们该选择哪一种了。
所以这些巴黎市民自发的武装起来保卫他们的成果，保卫他们的生命权利，保卫他们不被旧贵族玩弄致死的现状。
说起来也是感慨，也是可笑，就这么简单的原因，已经足够让无数的巴黎市民为了这场大革命抛头颅洒热血。
他们响应了国民公会的号召而奔赴了战场。
虽然不懂什么战术，战术水平非常的拙劣，可他们敢于战斗，他们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他们更清楚战争一旦失败，他们会面临什么。
所以他们能够爆发出来的勇气远远超过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干涉军。
自然，勇气不能决定一切，在前线作战的时候，这支法军也闹出了很多笑话，甚至还有临战之前军队内部的革命者和反革命者互相针对乃至于大打出手的情况发生。
但是整体来说，法军的战斗意志非常高昂。
当专业的军事指挥官指挥了这支有勇气的军队，这支军队爆发出了极其强大的战斗力，而相对应的普鲁士军队和奥地利军队虽然有各种优势，却始终无法对战斗意志高昂的法军进行决定性打击。
并且普鲁士军队和奥地利军队劳师远征，后勤供给开始出现问题，他们本身也受到了尼德兰爆发的经济危机的影响，国家财政受到冲击，军费不足。
于是战争开打没多久，干涉军就遭遇了后勤危机，前线士兵不能及时得到弹药和食物的补充，士气低落。
在这场堪称卧龙凤雏大对决的战斗之中，有着明确领导核心的普鲁士和奥地利军队的表现居然还不如内部纷争混乱不已的法国军队。
比烂都比不过法国的革命政府。
就这样，一支编制较为混乱的、内部甚至还有不少纠纷的法国革命军队成功的打败了号称能打的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干涉军。
随后，法国军队也由此发现了玛丽王后与奥地利人互相勾结出卖法国军队情报的事实。
得知这一消息的巴黎人民非常愤怒，他们愤怒地冲击了国王和王后的住处，高喊口号，要求处死王后，更有甚者也顺便喊出了处死国王的口号，说他们是卖国贼。
路易十六和玛丽王后感到十分惊恐，不得不带着他们的孩子去寻求国民公会的保护。
仓促之间，国民公会也没有做好处决路易十六和玛丽王后的准备，其实他们内部也没有就这件事情达成统一的看法，一阵纠结之后，掌权者布里索还是决定把国王一家控制住。
于是国民公会行动起来，事实上把国王一家软禁起来，同时也要隔绝暴怒的革命群众对国王和王后展开杀戮的可能性。
毕竟要不要杀死国王和王后是一个很重大的议题，而当时主导了巴黎革命的布里索派领导人布里索并没有下定决心。
布里索觉得这个事情还有些商议的空间，认为这件事情关系太大，需要谨慎思考，贸贸然处死国王和王后，很可能会带来某些不可预知的糟糕的后果。
而且就自己本心来说，布里索早在两年前就对革命抱有一种矛盾的心态，早期他也是雅各宾俱乐部的一份子，但是在革命进行到一個阶段的时候，当君主立宪政体确立之后，布里索就认为革命应该停止。
他认为君主立宪政体已经足够妥善，可以达成革命者和国王需求的平衡，继续下去没有好处，所以他当时一度试图解散雅各宾俱乐部。
只是他没有想到当时的雅各宾俱乐部还有一些很有话语权的人存在，这些人普遍认为革命还没有达到目的，认为他们追求的共和制度才是最合适的制度。
所以布里索反被驱逐出了雅各宾俱乐部。
时至今日，布里索和雅各宾派的激进主义、共和主义者之间也有很大的分歧。
雅各宾派的激进主义者多信奉中华联邦领导人赵学宁提出的共和集权主义，要求废除国王和王政，建立起一个革命的、强有力的共和集权政府，对内铲除封建主义土壤，对外开拓共和主义的生存空间。
这一点和温和的、主张君主立宪的布里索派差距很远。
事实上，因为处在一个反对党的位置上，雅各宾俱乐部此时此刻的意志是高度统一的。
他们由一群共和集权主义的信奉者为主要的领导者，温和派早就随着布里索离开了雅各宾俱乐部。
所以剩下来的共和主义者彼此之间最大的分歧是什么时候杀死国王以及革命成功之后谁来做法兰西共和国的大总统。
相比之下，布里索派内部的纠纷就要多得多了。
因为布里索派是执政党的地位，但是其内部对于共和主义的追求并不微弱，尽管首脑布里索和一些高位者都满足于君主立宪政体，但是内部有相当一部分人追求的也是共和政体。
只不过他们对于赵学宁崇尚的共和集权主义和彻底铲除封建余孽的要求比较犹豫。
包括赵学宁提出的彻底流血革命的主张，被他们认为太过于激进，对社会的伤害太大，所以他们希望寻找一条温和的道路通往共和。
这一势力以罗兰夫妇尤其是罗兰夫人为首，这群人赞同共和，但是不赞同雅各宾派的那种激进的共和，他们试图寻求共和集权主义之外的另一条共和道路。
因此在反对激进的层面上，布里索和温和派是一致的，同样不怎么赞同在法国国内推动大规模的流血事件，认为这样做必然出现大量的冤假错案，会有很多人被挟私报复。
尽管以雅各宾派为代表的要求严惩并且处死国王一家的意见在国民公会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但是因为布里索派实际握有政权，所以这样的声音尚且还能被压制住。
雅各宾派对此感到非常的不满，已经成为重要领导人之一的著名的演说家罗伯斯庇尔多次在国民公会上发表演说，抨击布里索，认为他“在不该决然的地方非常决然，在该决然的地方犹豫不决”。
由此，雅各宾派内部逐渐出现了取代布里索派、由雅各宾派来执政的论调，并迅速蔓延开来。
布里索原本以为局势已经稳定住了，可以慢慢调查玛丽王后通敌事件，只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当带英首相小皮特带领的团队返回伦敦之后，一个惊人的消息如炸弹一般在整个欧陆上空爆炸了。
东方大国中华联邦共和国在建国典礼进行时用断头台公开处决了大清帝国皇帝爱新觉罗·弘历！
中国人杀死了他们的皇帝！
这个消息最早在带英社会上引起了剧烈的震动，伦敦城内上至贵族高官下至贩夫走卒都在热烈的讨论这件事情，幸亏国王乔治三世正在病休，未曾露面，否则也不知道他该多么尴尬。
随后，这个消息快速越过英吉利海峡，抵达的第一站就是法国，就是巴黎。
巴黎的激进革命者和革命群众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欣喜若狂，甚至欣喜若狂都不足以形容当时他们的那种情绪。
那种狂热中带着激动，激动中带着暴躁，暴躁中带着一丝丝诡异冷静的感觉，还真没几个人能够用文字充分的描述出来。
但是不管怎么说，赵学宁用断头台处决了大清乾隆皇帝的消息是彻底传开了。
这个事实也毋庸置疑，因为这是带英出使中华联邦的团队带回来的，是小皮特首相亲自带回来的，他亲眼目睹了乾隆皇帝弘历的死亡。
另外还有很多消息随着小皮特的回归从而散播开来。
比如赵学宁逼迫大清皇帝跪在地上给全体民众谢罪，大清皇帝永琰在地上磕头磕的脑袋都冒血。
比如赵学宁决定把大清皇宫作为国家博物馆，向全国开放，并且要求最后一任皇帝永琰作为讲解员在皇宫内工作。
比如赵学宁处决了皇室中的主要责任人员之后把剩下的人都给赶到了偏远地区开矿，用他们的余生为之前犯下的罪孽赎罪。
比如赵学宁公开宣称中华联邦共和国的主权不属于皇帝，而属于全体国民，大总统是全体国民的代言人，而不是任何贵族、势力集团的代言人，大总统对全体国民负责，对中华联邦宪法负责。
凡此种种各种各样关于赵学宁的消息在整个巴黎的大街小巷传得沸沸扬扬，兴奋的人们几近疯癫。
对于布里索派的温和成员们来说，这样的消息很不妙，这意味着现有秩序将很有可能被颠覆，他们得知消息以后一边感慨一边忧虑，很担心巴黎的局势会就此失控。
而对于激进派的人员来说，这简直就是一针强心剂，一针推下去，他们瞬间高潮了。
他们奔走在大街小巷之中不停的宣扬这件事情，不停地宣扬赵学宁所说的话，不停地讲述着大清乾隆皇帝被公开处死的消息。
革命群众被激励了，激进派的议员们也被激励了。
所以干涉军根本不了解什么是革命，只不过是盲目的听从上级的指挥罢了。
这样，又能有多少战斗力呢？
就好比普鲁士军队素来有能打的名声，但是普鲁士军队能打的原因和历史上的封建王朝精锐军队能打的原因差距不大。
不是保家卫国军人荣耀，仅仅就是装备给的好一点，伙食吃的好一点，军饷发的足一点，军规订立的严厉一点。
大家互相比烂，谁更不烂，就更能取得胜利，在一滩烂泥的世界里就显得尤为突出。
还真别说，就普鲁士军队的训练和政府的投入，历史上大部分封建王朝都做不到，甚至于某些现代国家也做不到。
而普鲁士做到了。
所以普鲁士拥有了一支强悍的军队，在欧洲搏杀出了精锐的名声。
或者说，这是一支兽军，强悍，凶猛，无所顾忌。
但是无论是普鲁士还是奥地利，他们都忽视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他们所面对的法国军队和过去的法国军队有些不一样了。
在混乱之中，法军的正规军和巴黎革命群众组成的革命卫队混合在一起上了战场，军队组成和军官指挥系统有很大的问题，可以说这是一支充满了debuff的军队。
这支军队有比较大的内部纠纷，内部矛盾比较突出，支持革命的和反对革命的一起上战场能闹出什么乱子，正常人都能想到。
但是偏偏他们打了胜仗。
过去的法国军队同样也是靠着与普鲁士相似的条件建立起一支强军，拥有比较强大的战斗力，但是其本质并没有什么区别。
然而大革命之后，革命政府临时组建起来的配合混乱中的正规军作战的革命卫队并不是一支和过往的欧洲军队相似的军队。
这是一支主要由巴黎市民组成的军队，这支军队和过往的军队最大的最明显的差距就是——他们知道什么是革命，他们也充分地参与进入了革命，并且成为了革命的受益者。
多么显著的利益可能并不确切，零元购之类的也不好说，打土豪分田地什么的也不太可能，但是有一点，他们是绝对受益的。
革命之前，他们走在大街上，随时随地都有遭到贵族玩弄致死的可能性，且一旦被贵族盯上了，他们只能自认倒霉，生还的概率非常之低。
贵族不用受到任何处罚，而他们却要面临无辜惨死的结局。
革命之后，那些可能玩弄他们的贵族或者被杀或者被赶走，他们自由了。
于是，巴黎人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感受到了革命给他们带来的巨大的好处。
生命，他们的生命得到了保障，他们从此以后不用担心会被一个贵族用奇奇怪怪的理由杀死。
这其实已经非常难得了。
相较于还依旧挣扎在贵族政治的欧陆其他国家的国民，巴黎人民已经率先享受到了文明的曙光，享受到了生命的权利。
这些巴黎市民未必有多么高的文化水平，未必能够理解那么多的革命理论，未必能听的懂《共和国》的内容。
但仅仅只是这一点，已经足够让他们明白共和和帝制他们该选择哪一种了。
所以这些巴黎市民自发的武装起来保卫他们的成果，保卫他们的生命权利，保卫他们不被旧贵族玩弄致死的现状。
说起来也是感慨，也是可笑，就这么简单的原因，已经足够让无数的巴黎市民为了这场大革命抛头颅洒热血。
他们响应了国民公会的号召而奔赴了战场。
虽然不懂什么战术，战术水平非常的拙劣，可他们敢于战斗，他们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他们更清楚战争一旦失败，他们会面临什么。
所以他们能够爆发出来的勇气远远超过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干涉军。
自然，勇气不能决定一切，在前线作战的时候，这支法军也闹出了很多笑话，甚至还有临战之前军队内部的革命者和反革命者互相针对乃至于大打出手的情况发生。
但是整体来说，法军的战斗意志非常高昂。
当专业的军事指挥官指挥了这支有勇气的军队，这支军队爆发出了极其强大的战斗力，而相对应的普鲁士军队和奥地利军队虽然有各种优势，却始终无法对战斗意志高昂的法军进行决定性打击。
并且普鲁士军队和奥地利军队劳师远征，后勤供给开始出现问题，他们本身也受到了尼德兰爆发的经济危机的影响，国家财政受到冲击，军费不足。
于是战争开打没多久，干涉军就遭遇了后勤危机，前线士兵不能及时得到弹药和食物的补充，士气低落。
在这场堪称卧龙凤雏大对决的战斗之中，有着明确领导核心的普鲁士和奥地利军队的表现居然还不如内部纷争混乱不已的法国军队。
比烂都比不过法国的革命政府。
就这样，一支编制较为混乱的、内部甚至还有不少纠纷的法国革命军队成功的打败了号称能打的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干涉军。
随后，法国军队也由此发现了玛丽王后与奥地利人互相勾结出卖法国军队情报的事实。
得知这一消息的巴黎人民非常愤怒，他们愤怒地冲击了国王和王后的住处，高喊口号，要求处死王后，更有甚者也顺便喊出了处死国王的口号，说他们是卖国贼。
路易十六和玛丽王后感到十分惊恐，不得不带着他们的孩子去寻求国民公会的保护。
仓促之间，国民公会也没有做好处决路易十六和玛丽王后的准备，其实他们内部也没有就这件事情达成统一的看法，一阵纠结之后，掌权者布里索还是决定把国王一家控制住。
于是国民公会行动起来，事实上把国王一家软禁起来，同时也要隔绝暴怒的革命群众对国王和王后展开杀戮的可能性。
毕竟要不要杀死国王和王后是一个很重大的议题，而当时主导了巴黎革命的布里索派领导人布里索并没有下定决心。
布里索觉得这个事情还有些商议的空间，认为这件事情关系太大，需要谨慎思考，贸贸然处死国王和王后，很可能会带来某些不可预知的糟糕的后果。
而且就自己本心来说，布里索早在两年前就对革命抱有一种矛盾的心态，早期他也是雅各宾俱乐部的一份子，但是在革命进行到一個阶段的时候，当君主立宪政体确立之后，布里索就认为革命应该停止。
他认为君主立宪政体已经足够妥善，可以达成革命者和国王需求的平衡，继续下去没有好处，所以他当时一度试图解散雅各宾俱乐部。
只是他没有想到当时的雅各宾俱乐部还有一些很有话语权的人存在，这些人普遍认为革命还没有达到目的，认为他们追求的共和制度才是最合适的制度。
所以布里索反被驱逐出了雅各宾俱乐部。
时至今日，布里索和雅各宾派的激进主义、共和主义者之间也有很大的分歧。
雅各宾派的激进主义者多信奉中华联邦领导人赵学宁提出的共和集权主义，要求废除国王和王政，建立起一个革命的、强有力的共和集权政府，对内铲除封建主义土壤，对外开拓共和主义的生存空间。
这一点和温和的、主张君主立宪的布里索派差距很远。
事实上，因为处在一个反对党的位置上，雅各宾俱乐部此时此刻的意志是高度统一的。
他们由一群共和集权主义的信奉者为主要的领导者，温和派早就随着布里索离开了雅各宾俱乐部。
所以剩下来的共和主义者彼此之间最大的分歧是什么时候杀死国王以及革命成功之后谁来做法兰西共和国的大总统。
相比之下，布里索派内部的纠纷就要多得多了。
因为布里索派是执政党的地位，但是其内部对于共和主义的追求并不微弱，尽管首脑布里索和一些高位者都满足于君主立宪政体，但是内部有相当一部分人追求的也是共和政体。
只不过他们对于赵学宁崇尚的共和集权主义和彻底铲除封建余孽的要求比较犹豫。
包括赵学宁提出的彻底流血革命的主张，被他们认为太过于激进，对社会的伤害太大，所以他们希望寻找一条温和的道路通往共和。
这一势力以罗兰夫妇尤其是罗兰夫人为首，这群人赞同共和，但是不赞同雅各宾派的那种激进的共和，他们试图寻求共和集权主义之外的另一条共和道路。
因此在反对激进的层面上，布里索和温和派是一致的，同样不怎么赞同在法国国内推动大规模的流血事件，认为这样做必然出现大量的冤假错案，会有很多人被挟私报复。
尽管以雅各宾派为代表的要求严惩并且处死国王一家的意见在国民公会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但是因为布里索派实际握有政权，所以这样的声音尚且还能被压制住。
雅各宾派对此感到非常的不满，已经成为重要领导人之一的著名的演说家罗伯斯庇尔多次在国民公会上发表演说，抨击布里索，认为他“在不该决然的地方非常决然，在该决然的地方犹豫不决”。
由此，雅各宾派内部逐渐出现了取代布里索派、由雅各宾派来执政的论调，并迅速蔓延开来。
布里索原本以为局势已经稳定住了，可以慢慢调查玛丽王后通敌事件，只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当带英首相小皮特带领的团队返回伦敦之后，一个惊人的消息如炸弹一般在整个欧陆上空爆炸了。
东方大国中华联邦共和国在建国典礼进行时用断头台公开处决了大清帝国皇帝爱新觉罗·弘历！
中国人杀死了他们的皇帝！
这个消息最早在带英社会上引起了剧烈的震动，伦敦城内上至贵族高官下至贩夫走卒都在热烈的讨论这件事情，幸亏国王乔治三世正在病休，未曾露面，否则也不知道他该多么尴尬。
随后，这个消息快速越过英吉利海峡，抵达的第一站就是法国，就是巴黎。
巴黎的激进革命者和革命群众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欣喜若狂，甚至欣喜若狂都不足以形容当时他们的那种情绪。
那种狂热中带着激动，激动中带着暴躁，暴躁中带着一丝丝诡异冷静的感觉，还真没几个人能够用文字充分的描述出来。
但是不管怎么说，赵学宁用断头台处决了大清乾隆皇帝的消息是彻底传开了。
这个事实也毋庸置疑，因为这是带英出使中华联邦的团队带回来的，是小皮特首相亲自带回来的，他亲眼目睹了乾隆皇帝弘历的死亡。
另外还有很多消息随着小皮特的回归从而散播开来。
比如赵学宁逼迫大清皇帝跪在地上给全体民众谢罪，大清皇帝永琰在地上磕头磕的脑袋都冒血。
比如赵学宁决定把大清皇宫作为国家博物馆，向全国开放，并且要求最后一任皇帝永琰作为讲解员在皇宫内工作。
比如赵学宁处决了皇室中的主要责任人员之后把剩下的人都给赶到了偏远地区开矿，用他们的余生为之前犯下的罪孽赎罪。
比如赵学宁公开宣称中华联邦共和国的主权不属于皇帝，而属于全体国民，大总统是全体国民的代言人，而不是任何贵族、势力集团的代言人，大总统对全体国民负责，对中华联邦宪法负责。
凡此种种各种各样关于赵学宁的消息在整个巴黎的大街小巷传得沸沸扬扬，兴奋的人们几近疯癫。
对于布里索派的温和成员们来说，这样的消息很不妙，这意味着现有秩序将很有可能被颠覆，他们得知消息以后一边感慨一边忧虑，很担心巴黎的局势会就此失控。
而对于激进派的人员来说，这简直就是一针强心剂，一针推下去，他们瞬间高潮了。
他们奔走在大街小巷之中不停的宣扬这件事情，不停地宣扬赵学宁所说的话，不停地讲述着大清乾隆皇帝被公开处死的消息。
革命群众被激励了，激进派的议员们也被激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