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中华联邦的整个军备体系也被赵学宁正式安排国防部进行改组。

    具体来看,赵学宁把整个军备体系改组成了单兵总工厂、火炮总工厂、军粮总工厂和军需物品总工厂这四个国有总工厂,专司军队内部的物品生产。

    生产所需原料地包括生产出来的产品都不对外开放,由国防部负责管理,力主把军队所需要的掌握在国家手里。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发展,国防后勤部门对于军用罐头的生产已经有了不少改良。

    比如为了防止陶罐破损,不仅在烧制的过程中注意控制温度,增强罐体的耐用程度,还采用麻绳缠绕罐体的方式,既简单方便快捷又可以节省成本,回收的陶罐还能二次使用,由此大大提升了罐头食品的使用率。

    另外,在军工层面,经由转轮手枪的研发而被提上日程的后装枪械的试用产品也在新组建的单兵总工厂的主持下完成了生产,第一批一千支试用版后装枪械和定装子弹成功出场,交由军队尝试使用。

    军队使用后,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款枪械对整個军事领域的意义都是非常积极的。

    这款枪械进一步消除了火绳枪和燧发枪的劣势,不仅继承了民安式击发枪把发射药燃烧的过程控制在枪体内部的优势,更进一步加强了枪械的密封程度,还把枪械子弹的装填从前装改为后装,更是在关键可能性上改变了枪械在不同气候环境中的使用难度。

    就算是民安式击发枪,因为本身还是前膛枪的范畴,还是需要把子弹从枪口装填进入枪管,所以并没有完全消除在雨天作战时的不便利。

    但是这款被命名为民安二式后膛击发枪的后装枪的出现则彻底消除了这一难题。

    新式定装子弹从最初的纸壳变成了金属外壳,整个点燃、击发的过程都是在枪体内部完成,且所有装置都定在了一枚金属外壳之中,就算是在大雨天里,子弹的击发依然不受天气的影响,可以持续作战。

    军队非常喜欢这款枪械,希望单兵总工厂能够尽快量产,并且尽快列装给军队,把击发枪给淘汰掉,下放给民团使用,或者用作外贸销售。

    赵学宁对他们的嚣张感到十分无奈,一款枪械从试验到量产列装还是有一段距离的,而且全然不同的枪械也会给军队战术带来革命性变革。

    事实上从民安式击发枪开始,军事大学里就已经有人提出战术改革了,他们明确认为旧时代的排队枪毙战术已经无法适应使用新式武器的军队的需求。

    他们认为,使用更加方便便捷的单兵武器的士兵已经具备单兵作战的能力,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用非阵列的步兵对敌军发起冲击。

    而在新款后装枪试验成功之后,军事大学第一时间得到消息,然后立刻提出了最高议题——民安二式后膛击发枪时代全新的步兵战术。

    他们搞去了一百多支后装击发枪,搞去了大量定装子弹,从横列战术、纵列战术两个角度讨论新式装备使用之下的单兵战斗力。

    很快,军事大学就得到了很多结论,但是最为广泛认同的一条就是——一旦后装击发枪完成列装,线列战术就不再是最重要的战术选择了,联邦军队需要进一步设计新的战术来训练军队。

    士兵们不再需要结成军阵来增加火力密度和准确度,新式枪械的性能决定了它的发射效率远远超过旧式枪械,不需要结阵前行也能实现这种要求。

    倒不如说因为火力的增强,战场上的基础作战单位的规模应该适度缩小,且应当合理增加单个作战单位的灵活机动性,而无需依靠旧时期的敲锣打鼓吹号角的方式来命令军队前进或者后退。

    他们应该更加灵活机动依靠地形的不同而使用更多的战术。

    但是这又很快牵扯到了一个关键问题——战场讯息传递。

    从古至今,讯息传递都是很耗费时间的事情,且传递效率与准确度很是不足,基本上都需要传令兵亲自传递消息,在战场上的风险也很大。

    临阵作战的时候,将军为了指挥军队,也发明了敲锣打鼓、吹号角、使用旗语等方式传递军令,但是这就需要大量提前的训练和军官坚决的执行,稍有差池,就是溃败。

    全新装备的前提下,军队的灵活机动性应该大大提升,但是落后的讯息传递却让这种灵活机动能力受到巨大的限制。

    所以,大军需要全新的讯息传递形式,需要全新的技术来传递指挥官的最高指令。

    这个要求被军事大学提交到了军事委员会,得到了军事委员会的高度重视,赵学宁亲自批示工业部展开全面研究,并时刻关注最新进展。

    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赵学宁开始与工业部研发部门谈论起了电的存在和意义,因为此一时期欧洲和美国都已经出现了对电的研究,并且还出现了最早的蓄电池,也早已有人初步提出了电报的设想,只是没有成功。

    工业部副总长艾伯特对此有所了解,所以附和了赵学宁的设想。

    据此,赵学宁要求工业部门妥善利用电的特性来做点什么,并讲述了自己对于电报系统的设想,更是讲述了电磁感应的原理,引导工业部门利用磁石和金线制成了第一台电磁感应装置,要求他们对这一存在进行专项攻关。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赵学宁得知了一系列从欧洲传来的消息,其中尤为重要的消息就是法国大革命进入了新的阶段。

    当前,他得知法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君主专制的国家,而是从宪法的意义上成为了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

    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虽然很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并且为此发起了一次逃亡行动,但是因为逃亡行动的失败,导致他本人失去了国民的信任,威望大跌,而不得不接受了君主立宪的现实。

    对于这一现实,别说路易十六本人,包括他的王后玛丽在内,几乎所有的法兰西贵族都不愿意接受,尤其是在前几次政治风波当中被迫出逃的法国流亡贵族们,更是对新的政府恨的咬牙切齿。

    于是他们找到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二世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向他们请求出动军队干预法国目前的局势,希望依靠他们的力量恢复法国的王权专制体制,恢复他们往日的尊荣,将那些造反的革命分子彻底消灭。

    这两位在欧洲大陆上排名靠前的王者举行了一次会晤,在会晤上达成了一致意见,认为不能眼睁睁看着法国人把路易十六变成没有权力的国王,他们要竭尽全力维护法国的君主专制,要让路易十六拿回权力。

    这不仅是在帮助路易十六,也是在帮助他们自己,从而避免法国大革命的浪潮席卷到欧洲其他地区,威胁到他们自己的权力和地位。

    除此之外,如果行动成功,成功帮助路易十六恢复权力,他们也能因为这项对路易十六的帮助而正大光明得到不少他们想要得到的利益,甚至加强对法国的政治影响力。

    于是利奥波德二世首先出动了奥地利军队向法国发起进攻,正式宣布要干涉法国局势。

    法国在一片混乱中倒也是组织了一支军队准备迎战奥地利军队,但是欧洲舆论普遍不是很看好法国这一次的作战,他们普遍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几乎不可能打赢。

    而且不单单是欧洲舆论这样认为,法国内部对于这场战争那也是矛盾重重、疑虑重重。

    总体来说,目前法国的共和派与君主立宪派还有保皇派三派依然处在一种乱战的状态,内部不稳定是法国目前最大的命门。

    而且受限于政治风波,导致法国的军队也受到了一定的波及,很多贵族出身的军官都受到了冲击,或者主动或者被动的放弃了指挥权,导致法国军队的战斗力受到了严重影响。

    这一事实让很多舆论者都认为法国撑不住这一次的进攻,路易十六很快就会在普鲁士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干涉之下恢复权力。

    但是赵学宁并不这么认为。

    比起这场外国的干涉战争,赵学宁更在意巴黎革命中心的那些领袖人物们的动向,包括雅各宾俱乐部与目前还被称作布里索派的吉伦特派的一些人物,比如罗伯斯庇尔,比如丹东,还有马拉,以及布里索等等。

    由于眼下君主立宪派的代表性人物拉法耶特已经失去了威望,法国的君主立宪格局被严重动摇,保皇派大规模溃败,立法议会已经明确表态,支持结束君主立宪体制而建立一个全新的共和国。

    可以说君主立宪的格局已经无法维持下去,要不了多久,法国必然会成为一个共和国,在这个混乱时期,赵学宁更加关注那些可以左右法兰西局势的核心人物们是如何行动的。

    依靠陆航在伦敦搭建起来的中华联邦情报网络中心,他们收集了大量法国的政治情报和军事情报。

    由此得知至少在兰芳十三年的三月底,也就是1792年的三月份时,法国革命当局内部主要的讨论热点还不是是否建立共和国,而是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战争。

    早在去年年底,在神圣罗马帝国和普鲁士王国准备介入法国大革命的消息传来之后,布里索派的领袖布里索便多次发声,要求惩罚密谋干涉法国局势的逃亡贵族,并直接向列强发起主动进攻,还要主动把法国的革命散播到其他欧洲国家去,争取掀起全欧洲的革命浪潮。

    布里索认为绝不能给外国势力干涉法国革命局势的机会,一定要予以坚强反击,让外国势力知道自己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并且将那些流亡贵族指控为“叛国者”,要向他们追究责任。

    整个巴黎大部分革命者都支持布里索的态度,认为这种强硬的态度才是眼下法国最需要的态度,布里索为此威望大涨。

    对此,国王路易十六居然也表达了支持的态度,路易十六固然希望能恢复专制权力,但是他同样意识到普鲁士王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的介入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要是真的在他们的支持下恢复权力,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凌驾于自己之上成为法国的“太上皇”。

    路易十六不希望自己的权力受到影响,所以也同样赞同布里索对外的强硬态度。

    在这一片汹涌的浪潮之中,一个特别的人物引起了赵学宁的关注。

    被称作“流血先生”、“不可腐蚀者”的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这个十分具有争议的雅各宾专政领导人在这一时期居然转变了自己曾一直激进的态度,转而采取了反战态度,表示不支持布里索过于激进的好战政策。

    他表示自己并不是反对战争,自己支持对外的反击作战,但法国并未做好全面战争准备,人民手中缺乏武器,军队掌握在贵族手中,而宫廷阴谋推翻革命,真正的敌人其实在法国内部。

    如果不能夯实内部基础、稳固革命政府的统治地位,很容易会在内外交困之中走向灭亡,好不容易发起的大革命也会因此而失败。

    大革命的目睹是推翻专制、带来民主和自由,建设一个强大而自由的共和国,这是革命的第一任务,而不是尚未革命成功就召集对外输出这根本还没有成功的半拉子的“革命”。

    他再次拿出了赵学宁的《共和国》,引用赵学宁对建设共和国根基的言论,指出共和国最大的敌人不单单是内部的反叛分子,也存在于革命者之中。

    革命初期,革命力量微弱、统治根基不稳,此时此刻革命者最该做的不是盲目地把视野投向外部,而是应该专注于内部。

    应该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改革稳固革命政府的统治力度,消灭内部反对者,同时建立起全新的革命军队,这一点尤为重要。

    如果没有坚强且听从号令的革命军队,则革命必然失败,革命政权的建立,需要以强大的军事武装力量为根基。

    当革命政权稳固之后,才能思考下一步的对外策略。

    在此之前,革命者不能分散有限的革命力量盲目对外,哪怕面对外部的干涉,也必须要维持内部的稳定,绝不能急躁冒进。

    “赵大总统在发动共和战争之前,兰芳共和国已经成立了八年,再加上兰芳公司时期,他的整个准备过程长达十一年,十一年的准备才构建了强大的共和军队以及共和基础,才能让兰芳共和国在一年的时间里击溃了强大的大清帝国。

    法兰西的共和基础还不稳固,共和国还没有建立起来,此时此刻就要对外输出,输出的是什么?是君主立宪?英国人已经实现了那个目标,那并不美好,我们要实现的,是一个真正的共和国,一个中华式的法兰西共和国!这才是我们的首要目标!

    现在,我们应该专注内部,应该赶走外国的侵略者,同时消灭内部的叛徒,建立起真正的共和国,号召人民保卫共和国,这才是我们最应该做的事情,不是吗?”

    在巴黎的集会上,罗伯斯庇尔努力发表演说,大力鼓吹自己的谨慎主张,要求抓紧时间建立起一支法兰西共和国的共和国卫队,然后再考虑对外发动战争。

    然而在激进的巴黎,他的这一主张却不受人们的欢迎,当时巴黎人普遍不欢迎他的反战言论,大家都有点上头了,被布里索鼓动的心潮澎湃,难以自持。

    罗伯斯庇尔的声望一度降低,尽管有雅各宾派对他表示支持,可是这点力量并不足以扭转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