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让庞大的中华联邦爆发出足够强大的力量，交通和信息传播是一切的根基。
交通手段和信息传播手段能够发展到什么地步，决定了一个国家能够控制的领土范围可以达到什么样的地步。
所以对于交通部主导的铁路铺设计划和公路建设计划，赵学宁不止一次的亲自过问，召开多次联席会议，让交通部拿出他们决定好的方案在国务委员会上宣讲，让一切公开透明。
不仅方案要好，时间还不能太长，既要又要这种事情在赵学宁的执政思路里是存在的，并且他也相信这种事情是可以办到的。
只要钱到位，只要物资到位，中华联邦可以在数年内办到这些带清一百年都办不到的事情。
目前中华联邦只有京广铁路和京长铁路两条铁路正在运行，不过更多的铺设计划正在积极进行。
从天京府到燕京府再到乌里雅苏台的库伦这条超长的铁路已经破土动工。
交通部铁路局已经安排了两支动工队伍，集中精力先修缮从天京府到燕京府的这段铁路。
因为考虑到黄河有泛滥失控的可能性，所以在很多关键的地区，铁路局的专家们都在尝试用架桥的方式来抗击风险。
正好水泥的存在和钢筋结构建筑的出现让铁路局有了更好的选择，他们开始落实修建钢筋水泥质地的桥梁来铺设铁路的方案。
与此同时，从燕京府一路向西北至库伦的超长铁路也已经破土动工，虽然没有黄河泛滥的风险，但是如何越过崇山峻岭和长城而达成铁路的通畅也是一个问题。
为此，铁路局的专业从业者们已经商讨了许久。
另外，在黄河修缮的工作上，赵学宁安排了工业部水利局的局长魏江去做总指挥，由他牵头组织陕西、河南、江苏、山东四省搞联动，上下游一起动手，对黄河发动“总攻”。
上游要着力恢复生态环境，减少水土流失造成的黄河泥沙量的进一步增大。
中下游地区则要着力改善地上河情况，充分利用现有的技术条件和前人“束水攻沙”的智慧，就算短时间内无法彻底治理黄河，也必须要把黄河的泛滥控制住。
联邦政府决定为此投入重大资源和人力，不把黄河问题解决，誓不罢休。
除此之外，赵学宁也在人口问题上下了很多功夫。
交通和信息传播的速度和便利程度可以决定一个国家在理论上能够控制的领土到底有多大，而人口才是一個国家实际上可以控制的领土范围的根基所在。
所谓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所以无论在任何一个时代，人口都是一个国家必须要去关注的重中之重。
就赵学宁经营全球的计划本身来看，目前整个中华联邦四亿左右的人口是不够的。
尽管在当时的这个世界上，四亿的人口体量已经可以算得上是蓝星巨无霸了，但是如果想要进一步的去经营、去控制这个世界的走向，这个人口规模还是不够的。
所以赵学宁在制定国家政策的时候也非常注重进行鼓励人口生育的政策。
随着铁路和水泥公路这两项交通上的变革的发生，随着各项治理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成功，中华联邦境内的交通状况和物资运输效率不断攀升，联邦政府也能够通过更加便捷的方式将他们所掌控的资源铺设向整个国家。
沿着交通枢纽的方向，天京中央政府所掌控的大量资源正源源不断地向地方涌去，比如最重要的医疗资源。
人类发展历史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孕妇和婴儿的生存率都是一个让所有人感到头疼的问题。
受限于医疗水平和医疗设施，孕妇和婴儿的生存率曾经非常之低下，以至于在当时的社会上，一位少女的价值甚至不如一个曾经生育过孩子的年轻寡妇。
在一些人口锐减的战乱时期，有社会地位的男人在选择结婚对象的时候并不会介意她是否曾经结过婚，相反，如果她曾经结过婚并有过顺利生产孩子的经验，那么这将是一个加分项。
可见在当时，延续子孙后代的困难与重要性。
而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医疗资源和医疗手段的不足也是极大限制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
从国家层面上来说，如果不能对这个重要因素进行调整，只是进行鼓励生育的政策，多少有点儿不合情理。
赵学宁非常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早在兰芳公司时期，他在筹建兰芳医院的时候就着重把妇产科作为一个重要的科室来安排。
为此他曾到处搜寻所谓的妇科圣手，尤其是有过帮妇女成功接生经验的人，哪怕只是一些稳婆，都被他聚集到了医院之中，成立了妇产科。
大家一起交流关于如何帮孕妇接生的经验，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开创全新的接生手段，努力提高接生成功率。
而为了支持兰芳医院的研究，赵学宁也往兰芳医院投入了相当大的资源，使得兰芳医院的妇产科从最开始就是非常有实力的科室，南洋时期，基本上整个南洋有头有脸的人物都会选择到兰芳医院生孩子。
一直到北伐带清，定都华夏大地之后，兰芳医院也随之北迁，被重新改组成多个大型规模的综合医院分散在各地。
分散之后，各地的国立兰芳医院不断吸纳各地有经验有学识的医者，并也同步开办了兰芳医院下属的医学院，将兰芳医院在过去所积累的全部的医学知识进行传授与公开的教学，试图培养出更多数目符合兰芳医院要求的医生。
对于一些喜欢用很偏门的诊疗手法去诊疗的医生，兰芳医院是一概排斥的，在录用一些民间医生进入兰芳医院之前，他们都会接受兰芳医院的考核，考核不通过也是不能进入的。
事实上，赵学宁倒不是对传统医学有什么偏见，传统医学也有一些本身的优势所在。
但是相较于更加注重传承培训和逻辑整理的现代医学来说，传统医学则更加注重经验上的总结和归纳，往往会陷入一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问题。
且在传承方面，传统医学并没有能够发扬光大，重要的传承局限于家庭和血缘的传承，传承的路线非常不稳定且容易断绝。
在战乱时期，一旦有人死去，传承就会断绝，很多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和用药手段也随之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以至于后人仅仅知道一些特殊的诊疗案例，但是对于如何诊疗，使用什么方法去诊疗，则往往无法得知。
除此之外，一些奇怪的东西也被应用在医疗实践之中，甚至一些奇怪的重金属也会入药，比如铅。
一些宫廷医生发现服用了铅之后可以让人快速平静，就以铅作为重要材料，制作安神药，每当宫廷里有谁需要安神的时候，一剂药下去，立竿见影。
至于什么叫做重金属中毒，传统医学甚少有什么研究。
当然，此类“安神药”造价不菲，一般平民用不起，只有达官贵人用得起，以至于有些地位很高的人，寿命反而还没有平民高，比如带清的公主们。
带清两百多年来有记载的六十位公主在成年之前的夭折率高达百分之六十二，八成没有活到三十岁以上。
照理来说这种衣食无忧的群体应该是非常长寿的，可事实并非如此。
医疗技术的不足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时人观念的愚昧也是重要的因素。
避疾讳医，或者不相信医生的诊疗方案，转而去相信一些神神叨叨的东西，结果白白耽误了治疗的大好时机，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所以在赵学宁的主持下，中华联邦卫生部不仅仅引入更加先进的医疗观念，提高医疗资源的部署效率，也会同步针对一些愚昧的落后的迷信的思想进行破除。
他们着力于提高人们在卫生安全方面的知识，揭穿一些靠着坑蒙拐骗害人性命夺人钱财的庸医巫医的真面目，以此提高中华联邦公民们的卫生意识。
在这一点上，赵学宁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在处理国家政务的同时，他也主持了卫生部会议，要求卫生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医疗卫生观念的宣讲。
他安排卫生部相关的官员和宣传部的官员联合在一起搞一套行之有效的宣传方案，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大规模的宣传。
重点要破除迷信，将一些神神叨叨的东西的真面目戳穿给大家知道，让所有人都了解到迷信救不了人，迷信只会让那些喜欢坑蒙拐骗的人赚得盆满钵满，而被欺骗的人则血本无归，甚至连命都保不住。
与此同时，在卫生部会议上，赵学宁也公开要求对传统医学进行归纳总结的时候，也要注意剔除出去一些糟粕，把神神叨叨的东西和完全不需要的繁琐步骤全部剔除出去。
比如某些特别搞笑的药引子。
其实正常的药引子倒也没什么，生姜啊、盐啊、大枣啊这些东西拿来做药引子倒也没什么可说的，但是那些蜥蜴的尾巴、童子尿、蝙蝠的翅膀等等稀奇古怪的药引子，就绝对不能继续存在了。
其实这些东西说起来也挺无奈的，倒也不能把锅全都甩到传统医学身上。
赵学宁也是安排卫生部的官员们深入民间调查，最后搞清楚了这个东西之所以存在的原因。
古时候没有医疗鉴定机构，医生给那些病人看病没什么保障，治得好了，你当然名利双收，成为有名的名医，要是治不好了，二话不说一顶庸医的帽子甩过来，全都是你的错，当场社死都是轻的。
这还是给一般老百姓看病。
这要是给达官贵人看病，万一看不好，达官贵人们一生气，往往也不会去理解药并不能治愈所有的疾病这个道理，他们只会喊一句“治不好我要你们所有人陪葬”！
于是别说名利双收了，医生的性命都有危险。
所以为了保命，这些医生们只能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些保命的方法，比如取一些特别难以获得的东西做药引子。
什么黄鼠狼早晨尿出来的尿，什么尚未交配的公螳螂，什么出生三日的小鸡的鸡腿之类的。
这些奇怪的药引子往往都是剂量小且肉眼难辨真假，实际上不会起到什么作用，只是给医生们一个最终解释权。
这样搞，治好了当然是皆大欢喜，治不好，那也能推脱说是药引子用的不对，没有把药力发挥到极致，无论如何都和医生本人没什么关系。
真要说起来，这些传统医学中的奇葩医疗手段往往都可以归类为医闹情况下的自保手段，而在这种情况之下，一些身居高位的人往往寿命更加短也就不是不能理解的了。
对于一般的正常人，医生们更加敢于放开了手脚去治，治不好，人家不会也不能拿医生怎么样。
但是那些身居高位的人，比如说皇帝，虽然享有天底下最好的医疗资源，可是治疗他的人往往束手束脚，该用药的时候不敢用药，该用虎狼之药的时候只敢用补药。
真要出事了，太医院把医疗档案调出来一查，发现太医们所用的药中规中矩，没有任何问题，那么就算是皇帝死了也怪罪不到太医的身上。
在那种糟糕的环境之下，医生们为了保命也是绞尽了脑汁，不求有效，只求无错，很多身居高位的人就那么稀里糊涂的死掉了，感觉实在是啼笑皆非。
这种情况也会带来一个很糟糕的后果，那就是占据最多最好的医疗资源且代表传统医学最高水平的宫廷医学长期无法得到实质性发展，长期无法对医疗手段和技术进行更新迭代。
这当然不能怪医生，要怪那个制度，怪统治者自己的权力欲望。
所以赵学宁就在卫生部大会上把这一切讲的很明白，并且要求卫生部尽快的制定医疗鉴定手册，搞出一个行之有效的医疗鉴定方案来发布到各地。
他要求无论是什么人，发生了什么医疗事故，都要按照这个医疗鉴定方案来进行判断，不能一味的偏向病人，也要考虑考虑医生的处境。
都是共和国了，没有皇帝老子了，要是再把医生们给逼成了皇帝身边的太医，那么多人的命不是白没了吗？
遇到问题要敢于用药，敢于下诊断，敢于研究全新的诊疗方案，不要束手束脚，担心这个担心那个。
担心来担心去，那医生就变成营养学家了，也不要治病了，大家有病，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还看什么医生？
赵学宁在卫生部大会上的吐槽，几乎把这场大会变成了吐槽大会，令与会者忍俊不禁。
交通手段和信息传播手段能够发展到什么地步，决定了一个国家能够控制的领土范围可以达到什么样的地步。
所以对于交通部主导的铁路铺设计划和公路建设计划，赵学宁不止一次的亲自过问，召开多次联席会议，让交通部拿出他们决定好的方案在国务委员会上宣讲，让一切公开透明。
不仅方案要好，时间还不能太长，既要又要这种事情在赵学宁的执政思路里是存在的，并且他也相信这种事情是可以办到的。
只要钱到位，只要物资到位，中华联邦可以在数年内办到这些带清一百年都办不到的事情。
目前中华联邦只有京广铁路和京长铁路两条铁路正在运行，不过更多的铺设计划正在积极进行。
从天京府到燕京府再到乌里雅苏台的库伦这条超长的铁路已经破土动工。
交通部铁路局已经安排了两支动工队伍，集中精力先修缮从天京府到燕京府的这段铁路。
因为考虑到黄河有泛滥失控的可能性，所以在很多关键的地区，铁路局的专家们都在尝试用架桥的方式来抗击风险。
正好水泥的存在和钢筋结构建筑的出现让铁路局有了更好的选择，他们开始落实修建钢筋水泥质地的桥梁来铺设铁路的方案。
与此同时，从燕京府一路向西北至库伦的超长铁路也已经破土动工，虽然没有黄河泛滥的风险，但是如何越过崇山峻岭和长城而达成铁路的通畅也是一个问题。
为此，铁路局的专业从业者们已经商讨了许久。
另外，在黄河修缮的工作上，赵学宁安排了工业部水利局的局长魏江去做总指挥，由他牵头组织陕西、河南、江苏、山东四省搞联动，上下游一起动手，对黄河发动“总攻”。
上游要着力恢复生态环境，减少水土流失造成的黄河泥沙量的进一步增大。
中下游地区则要着力改善地上河情况，充分利用现有的技术条件和前人“束水攻沙”的智慧，就算短时间内无法彻底治理黄河，也必须要把黄河的泛滥控制住。
联邦政府决定为此投入重大资源和人力，不把黄河问题解决，誓不罢休。
除此之外，赵学宁也在人口问题上下了很多功夫。
交通和信息传播的速度和便利程度可以决定一个国家在理论上能够控制的领土到底有多大，而人口才是一個国家实际上可以控制的领土范围的根基所在。
所谓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所以无论在任何一个时代，人口都是一个国家必须要去关注的重中之重。
就赵学宁经营全球的计划本身来看，目前整个中华联邦四亿左右的人口是不够的。
尽管在当时的这个世界上，四亿的人口体量已经可以算得上是蓝星巨无霸了，但是如果想要进一步的去经营、去控制这个世界的走向，这个人口规模还是不够的。
所以赵学宁在制定国家政策的时候也非常注重进行鼓励人口生育的政策。
随着铁路和水泥公路这两项交通上的变革的发生，随着各项治理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成功，中华联邦境内的交通状况和物资运输效率不断攀升，联邦政府也能够通过更加便捷的方式将他们所掌控的资源铺设向整个国家。
沿着交通枢纽的方向，天京中央政府所掌控的大量资源正源源不断地向地方涌去，比如最重要的医疗资源。
人类发展历史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孕妇和婴儿的生存率都是一个让所有人感到头疼的问题。
受限于医疗水平和医疗设施，孕妇和婴儿的生存率曾经非常之低下，以至于在当时的社会上，一位少女的价值甚至不如一个曾经生育过孩子的年轻寡妇。
在一些人口锐减的战乱时期，有社会地位的男人在选择结婚对象的时候并不会介意她是否曾经结过婚，相反，如果她曾经结过婚并有过顺利生产孩子的经验，那么这将是一个加分项。
可见在当时，延续子孙后代的困难与重要性。
而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医疗资源和医疗手段的不足也是极大限制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
从国家层面上来说，如果不能对这个重要因素进行调整，只是进行鼓励生育的政策，多少有点儿不合情理。
赵学宁非常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早在兰芳公司时期，他在筹建兰芳医院的时候就着重把妇产科作为一个重要的科室来安排。
为此他曾到处搜寻所谓的妇科圣手，尤其是有过帮妇女成功接生经验的人，哪怕只是一些稳婆，都被他聚集到了医院之中，成立了妇产科。
大家一起交流关于如何帮孕妇接生的经验，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开创全新的接生手段，努力提高接生成功率。
而为了支持兰芳医院的研究，赵学宁也往兰芳医院投入了相当大的资源，使得兰芳医院的妇产科从最开始就是非常有实力的科室，南洋时期，基本上整个南洋有头有脸的人物都会选择到兰芳医院生孩子。
一直到北伐带清，定都华夏大地之后，兰芳医院也随之北迁，被重新改组成多个大型规模的综合医院分散在各地。
分散之后，各地的国立兰芳医院不断吸纳各地有经验有学识的医者，并也同步开办了兰芳医院下属的医学院，将兰芳医院在过去所积累的全部的医学知识进行传授与公开的教学，试图培养出更多数目符合兰芳医院要求的医生。
对于一些喜欢用很偏门的诊疗手法去诊疗的医生，兰芳医院是一概排斥的，在录用一些民间医生进入兰芳医院之前，他们都会接受兰芳医院的考核，考核不通过也是不能进入的。
事实上，赵学宁倒不是对传统医学有什么偏见，传统医学也有一些本身的优势所在。
但是相较于更加注重传承培训和逻辑整理的现代医学来说，传统医学则更加注重经验上的总结和归纳，往往会陷入一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问题。
且在传承方面，传统医学并没有能够发扬光大，重要的传承局限于家庭和血缘的传承，传承的路线非常不稳定且容易断绝。
在战乱时期，一旦有人死去，传承就会断绝，很多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和用药手段也随之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以至于后人仅仅知道一些特殊的诊疗案例，但是对于如何诊疗，使用什么方法去诊疗，则往往无法得知。
除此之外，一些奇怪的东西也被应用在医疗实践之中，甚至一些奇怪的重金属也会入药，比如铅。
一些宫廷医生发现服用了铅之后可以让人快速平静，就以铅作为重要材料，制作安神药，每当宫廷里有谁需要安神的时候，一剂药下去，立竿见影。
至于什么叫做重金属中毒，传统医学甚少有什么研究。
当然，此类“安神药”造价不菲，一般平民用不起，只有达官贵人用得起，以至于有些地位很高的人，寿命反而还没有平民高，比如带清的公主们。
带清两百多年来有记载的六十位公主在成年之前的夭折率高达百分之六十二，八成没有活到三十岁以上。
照理来说这种衣食无忧的群体应该是非常长寿的，可事实并非如此。
医疗技术的不足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时人观念的愚昧也是重要的因素。
避疾讳医，或者不相信医生的诊疗方案，转而去相信一些神神叨叨的东西，结果白白耽误了治疗的大好时机，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所以在赵学宁的主持下，中华联邦卫生部不仅仅引入更加先进的医疗观念，提高医疗资源的部署效率，也会同步针对一些愚昧的落后的迷信的思想进行破除。
他们着力于提高人们在卫生安全方面的知识，揭穿一些靠着坑蒙拐骗害人性命夺人钱财的庸医巫医的真面目，以此提高中华联邦公民们的卫生意识。
在这一点上，赵学宁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在处理国家政务的同时，他也主持了卫生部会议，要求卫生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医疗卫生观念的宣讲。
他安排卫生部相关的官员和宣传部的官员联合在一起搞一套行之有效的宣传方案，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大规模的宣传。
重点要破除迷信，将一些神神叨叨的东西的真面目戳穿给大家知道，让所有人都了解到迷信救不了人，迷信只会让那些喜欢坑蒙拐骗的人赚得盆满钵满，而被欺骗的人则血本无归，甚至连命都保不住。
与此同时，在卫生部会议上，赵学宁也公开要求对传统医学进行归纳总结的时候，也要注意剔除出去一些糟粕，把神神叨叨的东西和完全不需要的繁琐步骤全部剔除出去。
比如某些特别搞笑的药引子。
其实正常的药引子倒也没什么，生姜啊、盐啊、大枣啊这些东西拿来做药引子倒也没什么可说的，但是那些蜥蜴的尾巴、童子尿、蝙蝠的翅膀等等稀奇古怪的药引子，就绝对不能继续存在了。
其实这些东西说起来也挺无奈的，倒也不能把锅全都甩到传统医学身上。
赵学宁也是安排卫生部的官员们深入民间调查，最后搞清楚了这个东西之所以存在的原因。
古时候没有医疗鉴定机构，医生给那些病人看病没什么保障，治得好了，你当然名利双收，成为有名的名医，要是治不好了，二话不说一顶庸医的帽子甩过来，全都是你的错，当场社死都是轻的。
这还是给一般老百姓看病。
这要是给达官贵人看病，万一看不好，达官贵人们一生气，往往也不会去理解药并不能治愈所有的疾病这个道理，他们只会喊一句“治不好我要你们所有人陪葬”！
于是别说名利双收了，医生的性命都有危险。
所以为了保命，这些医生们只能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些保命的方法，比如取一些特别难以获得的东西做药引子。
什么黄鼠狼早晨尿出来的尿，什么尚未交配的公螳螂，什么出生三日的小鸡的鸡腿之类的。
这些奇怪的药引子往往都是剂量小且肉眼难辨真假，实际上不会起到什么作用，只是给医生们一个最终解释权。
这样搞，治好了当然是皆大欢喜，治不好，那也能推脱说是药引子用的不对，没有把药力发挥到极致，无论如何都和医生本人没什么关系。
真要说起来，这些传统医学中的奇葩医疗手段往往都可以归类为医闹情况下的自保手段，而在这种情况之下，一些身居高位的人往往寿命更加短也就不是不能理解的了。
对于一般的正常人，医生们更加敢于放开了手脚去治，治不好，人家不会也不能拿医生怎么样。
但是那些身居高位的人，比如说皇帝，虽然享有天底下最好的医疗资源，可是治疗他的人往往束手束脚，该用药的时候不敢用药，该用虎狼之药的时候只敢用补药。
真要出事了，太医院把医疗档案调出来一查，发现太医们所用的药中规中矩，没有任何问题，那么就算是皇帝死了也怪罪不到太医的身上。
在那种糟糕的环境之下，医生们为了保命也是绞尽了脑汁，不求有效，只求无错，很多身居高位的人就那么稀里糊涂的死掉了，感觉实在是啼笑皆非。
这种情况也会带来一个很糟糕的后果，那就是占据最多最好的医疗资源且代表传统医学最高水平的宫廷医学长期无法得到实质性发展，长期无法对医疗手段和技术进行更新迭代。
这当然不能怪医生，要怪那个制度，怪统治者自己的权力欲望。
所以赵学宁就在卫生部大会上把这一切讲的很明白，并且要求卫生部尽快的制定医疗鉴定手册，搞出一个行之有效的医疗鉴定方案来发布到各地。
他要求无论是什么人，发生了什么医疗事故，都要按照这个医疗鉴定方案来进行判断，不能一味的偏向病人，也要考虑考虑医生的处境。
都是共和国了，没有皇帝老子了，要是再把医生们给逼成了皇帝身边的太医，那么多人的命不是白没了吗？
遇到问题要敢于用药，敢于下诊断，敢于研究全新的诊疗方案，不要束手束脚，担心这个担心那个。
担心来担心去，那医生就变成营养学家了，也不要治病了，大家有病，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还看什么医生？
赵学宁在卫生部大会上的吐槽，几乎把这场大会变成了吐槽大会，令与会者忍俊不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