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四省的长官、还有海洋省的长官纷纷向天津送消息，表示人可以再多来一点，这点人过来算什么？
打发叫花子呢？
人要是再不来，我们修那么多东西不是白费了吗？
天京中央政府也是压力山大，不断的协调各地，把各地多余的人口往中南半岛和南洋送，干的那叫一个热火朝天。
于是从兰芳十三年开始出现苗头的人地矛盾得到了极大的缓解，那些欠发达的地区也得到了可以继续发展的未来的可能性。
而这一波潮流所带来的另外一个副产品，就是相当一部分的农业人口主动从土地上脱离出来，开始走向成为工人的道路。
这一切也是因为科技的发展和政治的革新。
因为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革新不断发展，还有集体农庄体制的优越性，过去需要大量劳动力才能维持的农业生产现在可能只需要过去三分之二甚至五分之三的劳动力就能够达到，而且产量还年年递增。
这就意味着大量农业人口继续盯守在土地上所能获得的边际效益正在不断的递减。
这种情况，不单单是中华联邦政府能够从各地统计的数据上看出来，普通的老百姓也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到。
在兰芳十一年以前，在集体农庄体制之中，有着从集体农庄抽调劳动力前往地方协助基础设施修建的这么一个政策。
这种情况多起来之后，很多地方都会向中央抱怨说农业劳动力不足，农业生产不能拉满。
集体农庄的代表们对于工业部门各种不满、各种抱怨，说他们掠夺了农庄的劳动力，说他们耽误了农时。
很多农民也不是很愿意被征召去从事基础设施的建设，哪怕官府给足了他们工钱和口粮，他们还是觉得这样做耽误了他们的农业生产，让他们赚得少了。
但是从兰芳十一年往后，这样的抱怨就越来越少。
兰芳十三年之后，这样的抱怨几乎就没有了。
因为大家确实发现了，就算不投入那么多的农业劳动力，农业产值还是每年以非常惊人的速度往上上升。
在此基础之上，反而有越来越多的农民主动响应官府的号召报名，去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去多赚一笔钱。
但是随着基础设施大规模的建设浪潮过去，工业部门不再需要那么多的农村劳动力去帮助搞地方的基础建设了。
于是乎，这种名额反而在集体农庄内部成为了香饽饽，大家都争抢着要去，为了一個名额吵来吵去，有些地方甚至要动手。
当然唯一不变的是集体农庄的代表们还是各种抱怨，只是抱怨的内容不太一样。
以前抱怨的是工业部门跟他们争抢农业劳动力，搞得农业生产数据不好看。
现在抱怨的是工业部门不和他们争抢农业劳动力，以至于农民们的收入不够高，怨声载道。
这种变化搞的工业部门里外不是人。
不过这种情况在近年也有了一定的缓解，因为大工业建设计划已经开始缓慢地向北推进了。
随着公路和铁路的铺设计划的推进，联邦内部出现了大量的水泥钢铁等建材需求，这就要求更多的水泥厂和钢铁厂的建设。
这些工厂和铁路、公路的建设不单单需要资源，需要选址，需要交通方面的配合，也需要大量的熟练工人。
这个时候，集体农庄内部多余的劳动力脱颖而出，成为了公认的最佳选择。
一个两个都是棒小伙，而且呢，他们还有基础的学识。
联邦政府在集体农庄内部办事的扫盲班在这个时候体现出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成为工人也是需要先决条件的，一个文盲是很难成为一个好工人的，想要成为一个工人，怎么着也要有最基础的文化水平。
而集体农庄内部的多余劳动力则完美地契合了这一要求。
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由工业部主导的大工业建设计划，每在一个地方落户就会引起当地民政部门和集体农庄的集体欢呼，这就意味着当地多余的农业劳动力有了去处，可以创造更多的产值，可以解决更多人的工作需求和生计问题。
这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当然是好事。
不过因为不是每一个地方都适合发展工业，不是每一个地方都适合铺设铁路和公路，所以工业部门的这一次“发善心行动”也不是得到了所有地方的一致认可。
有些地方就觉得很不满，觉得你们为什么不到我们这里来投资办厂？是我们哪里不好吗？
人家这里办厂了，居民能赚到更多钱了，我们这里没有厂子，办不起来，赚不到钱，大家伙可劲的抱怨着呢！
人口越多的地方，这样的问题就越严重，这样的声音也就越大。
比如江苏，比如安徽，比如山东，这些人口大省对工业部的不满就非常严重，这些人口大省的主官也屡屡向天京中央送消息，表示他们这里非常需要工业部门的侧重。
他们这里人口多，比其他的省更需要工业部门的投资建设，要求中央重新考虑。
但是这种事情又不能完全按照人口规模来做决定，工业部门也要参考当地的实际条件，有些地方就是发展不了工业，那又能怎么样呢？这种矛盾是没办法调和的。
身在天京中央，赵学宁不断从各地得到类似的消息。
他知道地方上的矛盾，知道大家的难处，但是他同时也知道，问题永远都有，问题永远解决不完，他所能做的就是尽量给出办法，尽量指出方向，让人们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努力前进。
至于能不能解决掉……
他觉得就算到他死也得不到一个明确的答案。
但是不管怎么说，就目前来看，中华联邦绝对是处在国力上升期，并且这个势头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和新技术的运用，还在不断的加速，根本看不到尽头。
原本可能出现的很多问题在国力上升期都是可以通过经济发展来解决的，经济发展可以解决掉大部分的问题，只要有钱赚、有工作，很多社会问题都能消弭于无形。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话是真没说错。
只要经济还能发展，只要人们还能找到工作，还有事情可以做，那么所有问题都有解决的方法。
就算是问题实在太大，解决不了，也能延缓问题爆发的时间，给统治者更多的回旋余地。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赵学宁是认同扩张的。
扩张能够带来更多的领土，能够带来更多的资源，能够带来更多的工作岗位和发展前景，能够给人们的心理带来更多的希望，因此扩张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发展的一种。
当然不是说这种扩张是毫无限度的，有限度的扩张，符合国力基础和人口基础的扩张，是能够给一个国家的发展提供巨大助力的，所以赵学宁从来不会去认同在国务委员会当中有一些人提出的停止扩张这么一个策略。
他认为能占领的就去把它占领，现在用不上，以后总能用得上。
占领不意味着治理，不意味着开发和建设，如果觉得现在用不上，就把它放在那里，不去开发，不去建设，安排一些军队宣誓主权就可以，等到需要用到的时候再去开发再去治理，这也是完全可以的。
传统的殖民国家都是这样做的，澳洲最开始还不是囚犯流放地？
所以不怕领土太多治理不来，最怕的就是需要用到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先发优势都被别人走完了，那就非常尴尬了。
而且说实在的，在这个时代玩扩张，比过了这个时代再玩扩张所要付出的成本低的太多了。
在这个时代，太多太多的地方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民族主义还不是主流，大部分底层群众根本就没有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
谁当统治者对他们来说完全没差，只要有口饭吃，有安稳日子过，他们不在乎自己是哪国人，甚至是哪一族的人。
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但现在这个王权专制还是主流的时代谈论民族主义属实有点太早了。
赵学宁可以负责任的说，在当前这个时代拥有较为明确的民族主义意识的国家连一个都没有。
赵学宁并不太喜欢民族主义这个东西，所以在推翻带清的时候，他把所需要面对的敌人限定在了旗人这个阶层之中。
旗人这个阶层之中有满人，有汉人，有蒙古人，甚至还有俄罗斯人，所以它不是一个民族概念，而是一个阶层概念。
在之后的整体行动当中，赵学宁也从来都没有刻意的去宣扬民族意识，他没有过分的宣讲自己的汉人身份，而是在中华联邦建立之后，着重宣扬中华与华夏的概念。
中华联邦主打宣传历史与文化与传承，宣扬悠久的历史所带来的灿烂的文明光辉，宣讲整个中华文化圈子的繁荣和高大上。
中华联邦是这样的，法兰西共和国也差不多。
法国的民族主义意识要在拿破仑时代才会彻底成形，并且这也是因为连续七次反法同盟给法国人逼出了民族主义，若是没有这七次反法同盟，民族主义的诞生可能还会更晚一些。
当前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个干脆彻底的民族主义国家，搞扩张、搞霸权、搞吞并，难度是很低的。
真要到了民族主义蓬勃发展的时代再想要搞扩张搞霸权那就难了，那时候面对的可能就不是一个族群内部的精英，而是一整个族群。
所以赵学宁想着趁着现在尽快把更多的华人给散出去，让他们在世界各地繁衍生息，造成既定事实。
如此一来，就相当于给后人留下了一笔珍贵的储蓄，等他们什么时候需要用了，提出来就能用。
如此，他这个先辈，也就真的对后人是仁至义尽了。
后人到那个时候如果还不能支楞起来，他这个先辈也就真的要死不瞑目了，
赵学宁自己也清楚，在这个时代，他可能是唯一一个知道失去先发优势之后的发展到底有多么困难的人。
正是因为深深的感受过那种憋屈，感受过那种抬不起头的烦闷的感觉，赵学宁才决定要做这些事情。
自己既然有了这个改变世界和历史的能力与机会，就更加不能走过去的老路子了，哪怕不受人理解，哪怕仅仅只是自己一个人想要这么做，他也必须要办成。
所以他以非常强硬的姿态压制住了国务委员会内部想要转变国策方向的某一些人的想法。
他不要求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对外开拓的层面上，但是至少在目前的这个标准上不能往下降，不能因为国土范围太大、人口太多就把用在对外开拓上的资源给限制住了，那是不能被接受的。
国务委员会里有人拿当年明朝下西洋的例子来反对扩张政策，觉得当年大明王朝下西洋是何等的雄浑壮阔，可到最后也是偃旗息鼓了。
赵学宁则予以犀利的驳斥。
他认为带明始终是个封建帝国，他们有自己无法跳出的历史沼泽，所有专制统治者对于自己的国民散布在外都是不喜欢的。
国民散布在外，意味着缴税的人少了，刁民多了，治理困难了，还有更多的隐性风险，再加上带明没有搞殖民的意识，下西洋最该做的事情就没做，白白浪费大好时机。
可是中华联邦是个共和国，没有这方面的担忧。
这个国家不是某一个人的，国家也不是某一个家族或者某一群人的国家，它是全体中华联邦公民的国家，大家都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无所谓造反，无所谓颠覆。
所以埋头发展便是。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之下，在赵学宁的要求下，联邦外交部以相当强硬的态度回绝了俄罗斯帝国对中华联邦提出的领土诉求，并且进一步向俄罗斯帝国阐述了重新修订条约、重新划分两国领土边界的要求。
打发叫花子呢？
人要是再不来，我们修那么多东西不是白费了吗？
天京中央政府也是压力山大，不断的协调各地，把各地多余的人口往中南半岛和南洋送，干的那叫一个热火朝天。
于是从兰芳十三年开始出现苗头的人地矛盾得到了极大的缓解，那些欠发达的地区也得到了可以继续发展的未来的可能性。
而这一波潮流所带来的另外一个副产品，就是相当一部分的农业人口主动从土地上脱离出来，开始走向成为工人的道路。
这一切也是因为科技的发展和政治的革新。
因为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革新不断发展，还有集体农庄体制的优越性，过去需要大量劳动力才能维持的农业生产现在可能只需要过去三分之二甚至五分之三的劳动力就能够达到，而且产量还年年递增。
这就意味着大量农业人口继续盯守在土地上所能获得的边际效益正在不断的递减。
这种情况，不单单是中华联邦政府能够从各地统计的数据上看出来，普通的老百姓也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到。
在兰芳十一年以前，在集体农庄体制之中，有着从集体农庄抽调劳动力前往地方协助基础设施修建的这么一个政策。
这种情况多起来之后，很多地方都会向中央抱怨说农业劳动力不足，农业生产不能拉满。
集体农庄的代表们对于工业部门各种不满、各种抱怨，说他们掠夺了农庄的劳动力，说他们耽误了农时。
很多农民也不是很愿意被征召去从事基础设施的建设，哪怕官府给足了他们工钱和口粮，他们还是觉得这样做耽误了他们的农业生产，让他们赚得少了。
但是从兰芳十一年往后，这样的抱怨就越来越少。
兰芳十三年之后，这样的抱怨几乎就没有了。
因为大家确实发现了，就算不投入那么多的农业劳动力，农业产值还是每年以非常惊人的速度往上上升。
在此基础之上，反而有越来越多的农民主动响应官府的号召报名，去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去多赚一笔钱。
但是随着基础设施大规模的建设浪潮过去，工业部门不再需要那么多的农村劳动力去帮助搞地方的基础建设了。
于是乎，这种名额反而在集体农庄内部成为了香饽饽，大家都争抢着要去，为了一個名额吵来吵去，有些地方甚至要动手。
当然唯一不变的是集体农庄的代表们还是各种抱怨，只是抱怨的内容不太一样。
以前抱怨的是工业部门跟他们争抢农业劳动力，搞得农业生产数据不好看。
现在抱怨的是工业部门不和他们争抢农业劳动力，以至于农民们的收入不够高，怨声载道。
这种变化搞的工业部门里外不是人。
不过这种情况在近年也有了一定的缓解，因为大工业建设计划已经开始缓慢地向北推进了。
随着公路和铁路的铺设计划的推进，联邦内部出现了大量的水泥钢铁等建材需求，这就要求更多的水泥厂和钢铁厂的建设。
这些工厂和铁路、公路的建设不单单需要资源，需要选址，需要交通方面的配合，也需要大量的熟练工人。
这个时候，集体农庄内部多余的劳动力脱颖而出，成为了公认的最佳选择。
一个两个都是棒小伙，而且呢，他们还有基础的学识。
联邦政府在集体农庄内部办事的扫盲班在这个时候体现出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成为工人也是需要先决条件的，一个文盲是很难成为一个好工人的，想要成为一个工人，怎么着也要有最基础的文化水平。
而集体农庄内部的多余劳动力则完美地契合了这一要求。
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由工业部主导的大工业建设计划，每在一个地方落户就会引起当地民政部门和集体农庄的集体欢呼，这就意味着当地多余的农业劳动力有了去处，可以创造更多的产值，可以解决更多人的工作需求和生计问题。
这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当然是好事。
不过因为不是每一个地方都适合发展工业，不是每一个地方都适合铺设铁路和公路，所以工业部门的这一次“发善心行动”也不是得到了所有地方的一致认可。
有些地方就觉得很不满，觉得你们为什么不到我们这里来投资办厂？是我们哪里不好吗？
人家这里办厂了，居民能赚到更多钱了，我们这里没有厂子，办不起来，赚不到钱，大家伙可劲的抱怨着呢！
人口越多的地方，这样的问题就越严重，这样的声音也就越大。
比如江苏，比如安徽，比如山东，这些人口大省对工业部的不满就非常严重，这些人口大省的主官也屡屡向天京中央送消息，表示他们这里非常需要工业部门的侧重。
他们这里人口多，比其他的省更需要工业部门的投资建设，要求中央重新考虑。
但是这种事情又不能完全按照人口规模来做决定，工业部门也要参考当地的实际条件，有些地方就是发展不了工业，那又能怎么样呢？这种矛盾是没办法调和的。
身在天京中央，赵学宁不断从各地得到类似的消息。
他知道地方上的矛盾，知道大家的难处，但是他同时也知道，问题永远都有，问题永远解决不完，他所能做的就是尽量给出办法，尽量指出方向，让人们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努力前进。
至于能不能解决掉……
他觉得就算到他死也得不到一个明确的答案。
但是不管怎么说，就目前来看，中华联邦绝对是处在国力上升期，并且这个势头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和新技术的运用，还在不断的加速，根本看不到尽头。
原本可能出现的很多问题在国力上升期都是可以通过经济发展来解决的，经济发展可以解决掉大部分的问题，只要有钱赚、有工作，很多社会问题都能消弭于无形。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话是真没说错。
只要经济还能发展，只要人们还能找到工作，还有事情可以做，那么所有问题都有解决的方法。
就算是问题实在太大，解决不了，也能延缓问题爆发的时间，给统治者更多的回旋余地。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赵学宁是认同扩张的。
扩张能够带来更多的领土，能够带来更多的资源，能够带来更多的工作岗位和发展前景，能够给人们的心理带来更多的希望，因此扩张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发展的一种。
当然不是说这种扩张是毫无限度的，有限度的扩张，符合国力基础和人口基础的扩张，是能够给一个国家的发展提供巨大助力的，所以赵学宁从来不会去认同在国务委员会当中有一些人提出的停止扩张这么一个策略。
他认为能占领的就去把它占领，现在用不上，以后总能用得上。
占领不意味着治理，不意味着开发和建设，如果觉得现在用不上，就把它放在那里，不去开发，不去建设，安排一些军队宣誓主权就可以，等到需要用到的时候再去开发再去治理，这也是完全可以的。
传统的殖民国家都是这样做的，澳洲最开始还不是囚犯流放地？
所以不怕领土太多治理不来，最怕的就是需要用到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先发优势都被别人走完了，那就非常尴尬了。
而且说实在的，在这个时代玩扩张，比过了这个时代再玩扩张所要付出的成本低的太多了。
在这个时代，太多太多的地方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民族主义还不是主流，大部分底层群众根本就没有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
谁当统治者对他们来说完全没差，只要有口饭吃，有安稳日子过，他们不在乎自己是哪国人，甚至是哪一族的人。
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但现在这个王权专制还是主流的时代谈论民族主义属实有点太早了。
赵学宁可以负责任的说，在当前这个时代拥有较为明确的民族主义意识的国家连一个都没有。
赵学宁并不太喜欢民族主义这个东西，所以在推翻带清的时候，他把所需要面对的敌人限定在了旗人这个阶层之中。
旗人这个阶层之中有满人，有汉人，有蒙古人，甚至还有俄罗斯人，所以它不是一个民族概念，而是一个阶层概念。
在之后的整体行动当中，赵学宁也从来都没有刻意的去宣扬民族意识，他没有过分的宣讲自己的汉人身份，而是在中华联邦建立之后，着重宣扬中华与华夏的概念。
中华联邦主打宣传历史与文化与传承，宣扬悠久的历史所带来的灿烂的文明光辉，宣讲整个中华文化圈子的繁荣和高大上。
中华联邦是这样的，法兰西共和国也差不多。
法国的民族主义意识要在拿破仑时代才会彻底成形，并且这也是因为连续七次反法同盟给法国人逼出了民族主义，若是没有这七次反法同盟，民族主义的诞生可能还会更晚一些。
当前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个干脆彻底的民族主义国家，搞扩张、搞霸权、搞吞并，难度是很低的。
真要到了民族主义蓬勃发展的时代再想要搞扩张搞霸权那就难了，那时候面对的可能就不是一个族群内部的精英，而是一整个族群。
所以赵学宁想着趁着现在尽快把更多的华人给散出去，让他们在世界各地繁衍生息，造成既定事实。
如此一来，就相当于给后人留下了一笔珍贵的储蓄，等他们什么时候需要用了，提出来就能用。
如此，他这个先辈，也就真的对后人是仁至义尽了。
后人到那个时候如果还不能支楞起来，他这个先辈也就真的要死不瞑目了，
赵学宁自己也清楚，在这个时代，他可能是唯一一个知道失去先发优势之后的发展到底有多么困难的人。
正是因为深深的感受过那种憋屈，感受过那种抬不起头的烦闷的感觉，赵学宁才决定要做这些事情。
自己既然有了这个改变世界和历史的能力与机会，就更加不能走过去的老路子了，哪怕不受人理解，哪怕仅仅只是自己一个人想要这么做，他也必须要办成。
所以他以非常强硬的姿态压制住了国务委员会内部想要转变国策方向的某一些人的想法。
他不要求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对外开拓的层面上，但是至少在目前的这个标准上不能往下降，不能因为国土范围太大、人口太多就把用在对外开拓上的资源给限制住了，那是不能被接受的。
国务委员会里有人拿当年明朝下西洋的例子来反对扩张政策，觉得当年大明王朝下西洋是何等的雄浑壮阔，可到最后也是偃旗息鼓了。
赵学宁则予以犀利的驳斥。
他认为带明始终是个封建帝国，他们有自己无法跳出的历史沼泽，所有专制统治者对于自己的国民散布在外都是不喜欢的。
国民散布在外，意味着缴税的人少了，刁民多了，治理困难了，还有更多的隐性风险，再加上带明没有搞殖民的意识，下西洋最该做的事情就没做，白白浪费大好时机。
可是中华联邦是个共和国，没有这方面的担忧。
这个国家不是某一个人的，国家也不是某一个家族或者某一群人的国家，它是全体中华联邦公民的国家，大家都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无所谓造反，无所谓颠覆。
所以埋头发展便是。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之下，在赵学宁的要求下，联邦外交部以相当强硬的态度回绝了俄罗斯帝国对中华联邦提出的领土诉求，并且进一步向俄罗斯帝国阐述了重新修订条约、重新划分两国领土边界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