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以臣之见，应即刻把袁可立押解回京，交于三法司严加审理！”看到皇帝明知故问的表现，胡桂芳心中一阵狂喜。太明显了，这是又要甩锅了！
为啥说又呢？因为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是这么做的。每当遇到不好解决的难题，受到了朝臣的质询，为了名声和脸面，往往会找一个或者几个属下当牺牲品，把责任撇得干干净净。
远的不讲，万历皇帝玩这招就不止一次。可不是道听途说，也不是纸上谈兵，而是亲眼所见、亲身感受。光是宫里的太监因为矿税问题，就不知道背了多少次黑锅。轻则去神宫监养老，重了直接咔嚓，人死罪消。
眼下又要玩这招了，而背黑锅的必须也只能是海军总督袁可立。皇帝虽然能把责任撇得干干净净，却不得不付出点代价。
只要把海军总督搬到，再把海军搞臭，这一局就算是彻底赢了。受到鼓舞，以后朝臣们还会发起一波又一波的攻势，把皇帝身边为非作歹的奸佞一步步铲除干净，比如李贽、袁应泰之流。
“大理寺的意思呢？”皇帝好像真的无计可施了，又把目光转向了大理寺卿。这个举动让满朝文武全都暗自摇头，还是太年轻了，朝堂斗争经验有点不足，病急乱投医。
大理寺卿高攀龙可是东林党死忠，不会因为一个大理寺卿的位子就转而变成保皇派。眼睁睁看着好友顾宪成兄弟被杀、东林党四分五裂，趁机报仇雪恨倒是很可能。
“臣以为仅凭衣着盔甲不足为凭！”高攀龙的步履非常慢，三步之间仿佛扛着千钧重担，声音也很低沉，甚至有些颤抖。
“高攀龙，你这是何意！”
而他的回答更是出人意料，顿时引发了又一阵嘈杂。最为激动的就要算胡桂芳了，原本以为高攀龙会毫不犹豫的站在倒袁立场上，不承想最不该出问题的人反倒出了问题。
如果大理寺卿持相反意见，三堂会审也就指望不上了。没有三堂会审，即便把袁可立抓捕下狱，最终还是要落到锦衣卫手中，效果会大打折扣的。
“胡布政，高某身为大理寺卿，只对事不对人。安南诉状高某听清楚了，仅靠衣着盔甲武器相似无法确定是大明海军。若是有人穿了胡某的衣服，学着胡某的腔调去城外为非作歹，难不成胡某就要成为匪盗？”
面对胡桂芳的怒视高攀龙微微低下了头，今日朝会上发生的事情意欲如何他心知肚明，却无法苟同且深深惋惜。如果这些同僚们能提前向自己透露一些消息该多好，也就不用当着文武百官迫不得已去给皇帝当枪使了。
迫使自己的并不是皇权，也不是贪生怕死，而是做为一名士人的本份。自打坐上了大理寺卿的位置，小两年时间，不光身份发生了变化，心态也随之改变。
原本看不到的细节现在能看到了，原本无法体会到的难处现在每天都在身体力行并为之愤怒。官场上人浮于事、蝇营狗苟太普遍，每当想起当年自己的所作所为，心中就有一种想去死的冲动。
反观皇帝的所作所为，说其剑走偏锋不守祖宗法度算轻的，几乎每个举动每个决定都与当下的主流格格不入。但静下心来仔细揣摩，却能发现件件事都对江山社稷有益，不对，应该是对百姓有益。
为了挽救越来越虚弱的大明，皇帝带头节衣缩食消减后宫的大半用度，停了三大殿修建，又拿出内帑去南洋购买大米，喂饱了北方各省的灾民，把肉眼可见的民乱消弭于初始。仅此一项，就让朝廷省下了大量财力和人力。
利用各地皇庄工厂的先发优势，带头号召官督民办。至今已有数十家工厂拔地而起，无论所产何物皆可为入股之人带来丰厚的回报。
表面上各个工厂的股东都是当地的士绅豪强，身后又大多藏着朝廷官员，好像是与民争利。可是经过一年多的仔细调查分析，百姓不光没被夺利，反而因为工厂拿到了不小的实惠。
每座工厂少则百十人，多则上千人，皆来自民间。他们虽不事农桑，却可以按月拿到不菲的薪酬，足够一家五六口人吃喝用度，省着点还能有所积蓄，用来给儿女成家立业。
也就是说一座工厂少则养活五六百人，多了可以让五六千人衣食无忧。换做土地的话，如此规模能顶上村庄和小县城了。
假设一下，如果大明境内有一百座工厂甚至一千座工厂出现，百姓们是否就能摆脱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境遇了呢？
答案好像很乐观，即便不能百分百解决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且不用大规模开荒，不用找寻水源，也不用靠老天爷恩赐。
其实不用假设，睁开眼看看广东的公文就能发现端倪。原本一个耕地面积严重不足、人口又一年比一年多的纳税困难户，随着李贽上任一点点推行新政，情况马上有了好转。
待袁应泰赴任，带着皇帝的旨意开始大刀阔斧把新政铺开，一年之后完全脱胎换骨。虽然粮税依旧没有大起色，商税却翻了好几个跟头。全部换算成银子的话已经可以位列前三了，与一向富庶的江浙平起平坐。
再假设一下，大明沿海的港口不止广州，也不用全部开海，只需把曾经有市舶司的泉州、宁波两处恢复如初，每年至少可以为朝廷多纳几百万两商税。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可以多养一个辽东镇！不用增加任何税赋、不用开垦一亩荒地、不用多征一个劳役，只需朝廷多派几个李贽、袁应泰去福建、江浙，就可顶数十万兵将和边民。
而海军的建立看上去与新政无关，实则骨肉相连。没有海军，东南沿海始终要防备倭寇死灰复燃，每年消耗的银两不比辽东镇少。
没有海军，广州、泉州、宁波就算开了海也不能保证出入安全。如果港口海盗云集，势必影响商路安全，也就没有太多商船愿意前来交易。这么简单的道理，就算没见过大海的人也该能想通。
最主要的是没有海军皇帝就无法抗衡朝臣们的阻力，别说开海，连新政都推行不下去。说皇帝抓军权消弱内阁六部也好，指责皇帝穷兵黩武也罢，都不能掩盖这个事实。
那应不应该转而投入皇帝的阵营呢？高攀龙从来没想过。说实话，他非常非常不喜欢这位皇帝，即便知道其所做之事很有可能让大明重现辉煌，依旧不喜欢。
但不喜欢和分不清对错是两码事，做为掌管刑狱的最高部门，自己这个大理寺卿只能也必须向理不向人。有朝一日保皇派官员包括皇帝触犯了刑律，才能理直气壮的当裁判，否则这个官还有什么意义呢。
“……狡辩，完全是狡辩，想不到堂堂高攀龙也是趋炎附势之辈！”这个假设直接让胡桂芳哑了火，有道是拿贼拿赃、抓奸抓双，仅凭衣着就定罪确实有点说不过去。憋了半天也没想出该如何反击，干脆开始了人身攻击。
(本章完)
为啥说又呢？因为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是这么做的。每当遇到不好解决的难题，受到了朝臣的质询，为了名声和脸面，往往会找一个或者几个属下当牺牲品，把责任撇得干干净净。
远的不讲，万历皇帝玩这招就不止一次。可不是道听途说，也不是纸上谈兵，而是亲眼所见、亲身感受。光是宫里的太监因为矿税问题，就不知道背了多少次黑锅。轻则去神宫监养老，重了直接咔嚓，人死罪消。
眼下又要玩这招了，而背黑锅的必须也只能是海军总督袁可立。皇帝虽然能把责任撇得干干净净，却不得不付出点代价。
只要把海军总督搬到，再把海军搞臭，这一局就算是彻底赢了。受到鼓舞，以后朝臣们还会发起一波又一波的攻势，把皇帝身边为非作歹的奸佞一步步铲除干净，比如李贽、袁应泰之流。
“大理寺的意思呢？”皇帝好像真的无计可施了，又把目光转向了大理寺卿。这个举动让满朝文武全都暗自摇头，还是太年轻了，朝堂斗争经验有点不足，病急乱投医。
大理寺卿高攀龙可是东林党死忠，不会因为一个大理寺卿的位子就转而变成保皇派。眼睁睁看着好友顾宪成兄弟被杀、东林党四分五裂，趁机报仇雪恨倒是很可能。
“臣以为仅凭衣着盔甲不足为凭！”高攀龙的步履非常慢，三步之间仿佛扛着千钧重担，声音也很低沉，甚至有些颤抖。
“高攀龙，你这是何意！”
而他的回答更是出人意料，顿时引发了又一阵嘈杂。最为激动的就要算胡桂芳了，原本以为高攀龙会毫不犹豫的站在倒袁立场上，不承想最不该出问题的人反倒出了问题。
如果大理寺卿持相反意见，三堂会审也就指望不上了。没有三堂会审，即便把袁可立抓捕下狱，最终还是要落到锦衣卫手中，效果会大打折扣的。
“胡布政，高某身为大理寺卿，只对事不对人。安南诉状高某听清楚了，仅靠衣着盔甲武器相似无法确定是大明海军。若是有人穿了胡某的衣服，学着胡某的腔调去城外为非作歹，难不成胡某就要成为匪盗？”
面对胡桂芳的怒视高攀龙微微低下了头，今日朝会上发生的事情意欲如何他心知肚明，却无法苟同且深深惋惜。如果这些同僚们能提前向自己透露一些消息该多好，也就不用当着文武百官迫不得已去给皇帝当枪使了。
迫使自己的并不是皇权，也不是贪生怕死，而是做为一名士人的本份。自打坐上了大理寺卿的位置，小两年时间，不光身份发生了变化，心态也随之改变。
原本看不到的细节现在能看到了，原本无法体会到的难处现在每天都在身体力行并为之愤怒。官场上人浮于事、蝇营狗苟太普遍，每当想起当年自己的所作所为，心中就有一种想去死的冲动。
反观皇帝的所作所为，说其剑走偏锋不守祖宗法度算轻的，几乎每个举动每个决定都与当下的主流格格不入。但静下心来仔细揣摩，却能发现件件事都对江山社稷有益，不对，应该是对百姓有益。
为了挽救越来越虚弱的大明，皇帝带头节衣缩食消减后宫的大半用度，停了三大殿修建，又拿出内帑去南洋购买大米，喂饱了北方各省的灾民，把肉眼可见的民乱消弭于初始。仅此一项，就让朝廷省下了大量财力和人力。
利用各地皇庄工厂的先发优势，带头号召官督民办。至今已有数十家工厂拔地而起，无论所产何物皆可为入股之人带来丰厚的回报。
表面上各个工厂的股东都是当地的士绅豪强，身后又大多藏着朝廷官员，好像是与民争利。可是经过一年多的仔细调查分析，百姓不光没被夺利，反而因为工厂拿到了不小的实惠。
每座工厂少则百十人，多则上千人，皆来自民间。他们虽不事农桑，却可以按月拿到不菲的薪酬，足够一家五六口人吃喝用度，省着点还能有所积蓄，用来给儿女成家立业。
也就是说一座工厂少则养活五六百人，多了可以让五六千人衣食无忧。换做土地的话，如此规模能顶上村庄和小县城了。
假设一下，如果大明境内有一百座工厂甚至一千座工厂出现，百姓们是否就能摆脱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境遇了呢？
答案好像很乐观，即便不能百分百解决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且不用大规模开荒，不用找寻水源，也不用靠老天爷恩赐。
其实不用假设，睁开眼看看广东的公文就能发现端倪。原本一个耕地面积严重不足、人口又一年比一年多的纳税困难户，随着李贽上任一点点推行新政，情况马上有了好转。
待袁应泰赴任，带着皇帝的旨意开始大刀阔斧把新政铺开，一年之后完全脱胎换骨。虽然粮税依旧没有大起色，商税却翻了好几个跟头。全部换算成银子的话已经可以位列前三了，与一向富庶的江浙平起平坐。
再假设一下，大明沿海的港口不止广州，也不用全部开海，只需把曾经有市舶司的泉州、宁波两处恢复如初，每年至少可以为朝廷多纳几百万两商税。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可以多养一个辽东镇！不用增加任何税赋、不用开垦一亩荒地、不用多征一个劳役，只需朝廷多派几个李贽、袁应泰去福建、江浙，就可顶数十万兵将和边民。
而海军的建立看上去与新政无关，实则骨肉相连。没有海军，东南沿海始终要防备倭寇死灰复燃，每年消耗的银两不比辽东镇少。
没有海军，广州、泉州、宁波就算开了海也不能保证出入安全。如果港口海盗云集，势必影响商路安全，也就没有太多商船愿意前来交易。这么简单的道理，就算没见过大海的人也该能想通。
最主要的是没有海军皇帝就无法抗衡朝臣们的阻力，别说开海，连新政都推行不下去。说皇帝抓军权消弱内阁六部也好，指责皇帝穷兵黩武也罢，都不能掩盖这个事实。
那应不应该转而投入皇帝的阵营呢？高攀龙从来没想过。说实话，他非常非常不喜欢这位皇帝，即便知道其所做之事很有可能让大明重现辉煌，依旧不喜欢。
但不喜欢和分不清对错是两码事，做为掌管刑狱的最高部门，自己这个大理寺卿只能也必须向理不向人。有朝一日保皇派官员包括皇帝触犯了刑律，才能理直气壮的当裁判，否则这个官还有什么意义呢。
“……狡辩，完全是狡辩，想不到堂堂高攀龙也是趋炎附势之辈！”这个假设直接让胡桂芳哑了火，有道是拿贼拿赃、抓奸抓双，仅凭衣着就定罪确实有点说不过去。憋了半天也没想出该如何反击，干脆开始了人身攻击。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