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阳十一年，应该是洪涛登基之后收获最丰的年份。经过十二年的不辍耕耘，大明从内到外都发生了重大改变，且进入了收获期。
在朝堂上，景阳皇帝的权力占据了绝对优势，已经无人能左右。用翰林院侍读的话讲，基本快与成祖齐平，略逊于太祖。
在外部形势上也处于一百多年来最强盛的时期。通过战争和互榷的方式，稳定了北方与蒙古各部以及辽东女真的关系，虽然还远远谈不上和平相处，短时间内也看不到太大的战争威胁了。
另一个大收获则来自海上，安南、吕宋两地先后重返大明控制范围之内，不光保护了海上贸易航线，增加了贸易份额，还连带着威慑了朝鲜和日本，稳定了沿海地区的局面。
最显眼也是最和大明百姓息息相关的还是经济，通过近十年的推广新政已经彻底在广东、福建和广西东南部落地生根，并逐渐向临近州县蔓延。
直隶和山东的新政则推广神速，遇到的阻力不及当初的十分之一，基本没有官僚士绅再公开反对了。一方面是被之前的几次失败吓破了胆，另一方面也让拔地而起的工厂转移了注意力。
支持也好、反对也罢，说到底还是一个词儿，利益。保守的官僚士绅利益虽然在新政推广实施当中受到了极大损失，却不是一无所得。
通过投资各类工厂和开垦荒地种植新作物，同样也能获得极大的收入。就像广东和福建的官僚士绅那样，最开始坚决反对新政的是他们，现在拼命支持新政的也是他们。
做为拥有大量资金的群体，反而是最容易在新政中获利的群体，只要思想转变的快一点，获得的会比失去的更多，何乐而不为呢。
除了经济上的直接收入，新政还带来了几种不太明显的改变，比如说交通。以往沟通南北、唯一能进行大宗货物运输的运河，现在的货物承载量已经不足四成，剩余的全部由海运承接。
有了新式帆船的加入，海运不光速度快、成本低，安全性也有了长足进步，完美的替代了漕运。交通方式的改变和进步，进而又增加了不少商机。
把北方盛产的煤铁、机械产品用海船运往南方，再装满南方的粮食、水果、木料、纺织品北上，成了最热门也最赚钱的新型行业。
据说皇帝正在海运衙门里筹措一个新部门，是用来专门运送旅客的。以后大明人再想南来北往，就不用局限于内陆驿道和河流了，可以选择乘坐大海船。
从广州到大沽口，快则一旬慢则两旬。与以往的数月相比，这速度简直是太刺激了，想想就忍不住期望，由此带来的商机更是数不胜数。
还有一个大变化已经落到了实处，受到的议论也最多，景阳皇帝仿效秦始皇，对度量衡再次做出了硬性规定，颁布了新的计量单位。
当年秦始皇费劲力气统一了度量衡，结果到了明朝居然发生了倒退，尤其以货币最明显。各种各样的铜钱，有官造的、私铸的，重量不同成色不一币值混乱，使用起来极其不方便。
白银的加入本应缓解此类情况，没承想反倒加剧了，以至于出门做买卖，行李中必须带着剪刀和戥子，还得练就一剪准的绝技。
而日月银行的出现和皇帝颁布的一系列法令，正在一步步解决这些给日常生活和经济生产带来极大不便的难题。
毫米、厘米、分米、米、公里、克、公斤、吨的概念被明确规定出来，并以官府告示的方式遍布长江南北、海边腹地。
但皇帝并没用强制手段推行，这一点与新政有异曲同工之妙。新的度量衡是通过海军、陆军、工厂、海关、银行、新学等机构悄悄的向日常生活中渗透。
只要和这些机构有往来、有利益关系，不知不觉间就润物细无声了。于此同时旧的度量衡体系也没被废除，照样可以使用，只是到了某些关键时候必须得换算成新单位。
久而久之，当一部分人习惯了新单位，或者不得不去频繁使用，新的度量衡系统就会随着他们传播开来，再久而久之，旧单位也就自然而然被淘汰了。
这些都是好的变化，或者叫积极向上的。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新政自然也不能例外，同样有副作用。
比如说一部分士人们抱怨新政的铜臭味太重、忽视了礼法道德；一部分官员则抱怨律法太严苛，有悖儒家教诲。
尤其是佛家子弟，90%以上都会在诵念佛经时悄悄加上对景阳皇帝的恶毒诅咒，希望这位下旨清理全国佛教寺庙，要求僧人必须严守清规戒律，不许随意收受金钱财物，还取消了寺庙田产免税福利的坏皇帝赶紧淹死！
但他们的法力好像不太够，景阳十一年眼看就要过去了，皇帝依旧在紫禁城里活蹦乱跳的，时不时还要去南海子皇庄里亲自授课。
但也不是一点效果没有，从景阳十一年（1615）底开始，先后有好几位保皇派骨干和朝中重臣出了大问题。最先的噩耗是从南京传来的，陈炬于12月初5死于卧榻，享年76岁。
对于这位老太监的死洪涛倒不是很意外，据司礼监奏报，他从年中就一直卧床不起，清醒的时候少糊涂的时候多。若不是南京神宫监掌印王国泰悉心照料，寻遍了当地名医用汤药续命，怕是都见不到秋天的落叶了。
跟随报丧文书一起送抵紫禁城大内的还有陈炬的一封亲笔信，字迹虚浮无力，显然是写于病榻之上。
老太监在信里说自知命不久矣，无法再为万岁爷效力，愧对重托。同时也有深深的遗憾，看不到新政席卷全国的波澜壮阔，以及百年盛世降临时的繁华。如果还有来生，愿入宫再为圣上驱使。
“陈炬自朕登基以来，兢兢业业不曾疏漏，乃汝辈楷模，理应厚葬。准其棺椁入皇陵与田义并列，在其家乡御制功德坊表其忠义。”
(本章完)
在朝堂上，景阳皇帝的权力占据了绝对优势，已经无人能左右。用翰林院侍读的话讲，基本快与成祖齐平，略逊于太祖。
在外部形势上也处于一百多年来最强盛的时期。通过战争和互榷的方式，稳定了北方与蒙古各部以及辽东女真的关系，虽然还远远谈不上和平相处，短时间内也看不到太大的战争威胁了。
另一个大收获则来自海上，安南、吕宋两地先后重返大明控制范围之内，不光保护了海上贸易航线，增加了贸易份额，还连带着威慑了朝鲜和日本，稳定了沿海地区的局面。
最显眼也是最和大明百姓息息相关的还是经济，通过近十年的推广新政已经彻底在广东、福建和广西东南部落地生根，并逐渐向临近州县蔓延。
直隶和山东的新政则推广神速，遇到的阻力不及当初的十分之一，基本没有官僚士绅再公开反对了。一方面是被之前的几次失败吓破了胆，另一方面也让拔地而起的工厂转移了注意力。
支持也好、反对也罢，说到底还是一个词儿，利益。保守的官僚士绅利益虽然在新政推广实施当中受到了极大损失，却不是一无所得。
通过投资各类工厂和开垦荒地种植新作物，同样也能获得极大的收入。就像广东和福建的官僚士绅那样，最开始坚决反对新政的是他们，现在拼命支持新政的也是他们。
做为拥有大量资金的群体，反而是最容易在新政中获利的群体，只要思想转变的快一点，获得的会比失去的更多，何乐而不为呢。
除了经济上的直接收入，新政还带来了几种不太明显的改变，比如说交通。以往沟通南北、唯一能进行大宗货物运输的运河，现在的货物承载量已经不足四成，剩余的全部由海运承接。
有了新式帆船的加入，海运不光速度快、成本低，安全性也有了长足进步，完美的替代了漕运。交通方式的改变和进步，进而又增加了不少商机。
把北方盛产的煤铁、机械产品用海船运往南方，再装满南方的粮食、水果、木料、纺织品北上，成了最热门也最赚钱的新型行业。
据说皇帝正在海运衙门里筹措一个新部门，是用来专门运送旅客的。以后大明人再想南来北往，就不用局限于内陆驿道和河流了，可以选择乘坐大海船。
从广州到大沽口，快则一旬慢则两旬。与以往的数月相比，这速度简直是太刺激了，想想就忍不住期望，由此带来的商机更是数不胜数。
还有一个大变化已经落到了实处，受到的议论也最多，景阳皇帝仿效秦始皇，对度量衡再次做出了硬性规定，颁布了新的计量单位。
当年秦始皇费劲力气统一了度量衡，结果到了明朝居然发生了倒退，尤其以货币最明显。各种各样的铜钱，有官造的、私铸的，重量不同成色不一币值混乱，使用起来极其不方便。
白银的加入本应缓解此类情况，没承想反倒加剧了，以至于出门做买卖，行李中必须带着剪刀和戥子，还得练就一剪准的绝技。
而日月银行的出现和皇帝颁布的一系列法令，正在一步步解决这些给日常生活和经济生产带来极大不便的难题。
毫米、厘米、分米、米、公里、克、公斤、吨的概念被明确规定出来，并以官府告示的方式遍布长江南北、海边腹地。
但皇帝并没用强制手段推行，这一点与新政有异曲同工之妙。新的度量衡是通过海军、陆军、工厂、海关、银行、新学等机构悄悄的向日常生活中渗透。
只要和这些机构有往来、有利益关系，不知不觉间就润物细无声了。于此同时旧的度量衡体系也没被废除，照样可以使用，只是到了某些关键时候必须得换算成新单位。
久而久之，当一部分人习惯了新单位，或者不得不去频繁使用，新的度量衡系统就会随着他们传播开来，再久而久之，旧单位也就自然而然被淘汰了。
这些都是好的变化，或者叫积极向上的。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新政自然也不能例外，同样有副作用。
比如说一部分士人们抱怨新政的铜臭味太重、忽视了礼法道德；一部分官员则抱怨律法太严苛，有悖儒家教诲。
尤其是佛家子弟，90%以上都会在诵念佛经时悄悄加上对景阳皇帝的恶毒诅咒，希望这位下旨清理全国佛教寺庙，要求僧人必须严守清规戒律，不许随意收受金钱财物，还取消了寺庙田产免税福利的坏皇帝赶紧淹死！
但他们的法力好像不太够，景阳十一年眼看就要过去了，皇帝依旧在紫禁城里活蹦乱跳的，时不时还要去南海子皇庄里亲自授课。
但也不是一点效果没有，从景阳十一年（1615）底开始，先后有好几位保皇派骨干和朝中重臣出了大问题。最先的噩耗是从南京传来的，陈炬于12月初5死于卧榻，享年76岁。
对于这位老太监的死洪涛倒不是很意外，据司礼监奏报，他从年中就一直卧床不起，清醒的时候少糊涂的时候多。若不是南京神宫监掌印王国泰悉心照料，寻遍了当地名医用汤药续命，怕是都见不到秋天的落叶了。
跟随报丧文书一起送抵紫禁城大内的还有陈炬的一封亲笔信，字迹虚浮无力，显然是写于病榻之上。
老太监在信里说自知命不久矣，无法再为万岁爷效力，愧对重托。同时也有深深的遗憾，看不到新政席卷全国的波澜壮阔，以及百年盛世降临时的繁华。如果还有来生，愿入宫再为圣上驱使。
“陈炬自朕登基以来，兢兢业业不曾疏漏，乃汝辈楷模，理应厚葬。准其棺椁入皇陵与田义并列，在其家乡御制功德坊表其忠义。”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