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寒又举例子道:

    “义胜欲则昌,欲胜义则亡;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这是本篇提出的一个重要论点,我大唐诸侯国前秦王朝的灭亡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公元前 246 年,秦王嬴政即位,“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字内”,到公元前 221 年,七国成一统,国王变皇帝。面对天下一统的壮观局面,嬴政踌躇满志,顾盼自雄,认为自己“德兼三皇,功迈五帝”,于是自称始皇帝,并希望自己打下的江山能传之一世、二世乃

    至万世。如果前秦朝统治者能“缓其刑罚,薄赋敛,省徭役,贵仁义,贱权利,上笃厚,下智巧,变风易俗,化于海内,则世世必安”尚有可能。但秦始皇却被胜利充昏了头脑,不仅未能“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反而反其道而行之,“拂民之情,抓民之欲”,在人民和社会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政策。

    前秦统一后,加紧了对劳动人民的租税盘剥。“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财以奉其政,犹未足澹其欲也。”沉重的赋税几乎掠夺了农民仅有的一点财物,而更加繁重的徭役却榨干了农民的每一根筋骨。前秦统一后,“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无日不在征发,大量的人力物力,都浪费在无休止的徭役之中。除了沉重的兵役负担外,筑长城,凿灵渠,修驰道、直道,劳民伤财。为统治者生前和死后享乐兴建的离官别馆、阿房宫和骊山陵墓等,旷日持久地役使着数以十万、百万计的劳动力。“死者道路相望”、“死者不可胜数,僵尸千里,流血顷亩”的记载不绝史书。“父不宁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熬熬若焦,民皆引领而望,倾耳而听,悲号仰天,叩心而怨上。”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秦王朝制定了许多苛刑峻法,其苛虐酷烈,令人发指。如死刑有戮,先加以侮辱再杀掉;弃市,以刀刃刑人于市;磔,凌迟处死于市。见于史籍的还有枭首、车裂、腰斩、体解、剖腹、抽筋等等。次子死刑的是肉刑,也有许多种:在脸上打上印记的黥刑,割去鼻子的劓刑,断足的刖刑,使人丧失生殖能力的宫刑等等。“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广大民众甚至到了“摇手触禁”的地步。

    公元前 210 年前秦始皇死去。他亲自创建了一个庞大帝国,但也亲手埋下了使这个帝国土崩瓦解的炸药。靠阴谋手段登上帝位的秦二世胡亥,把前秦始皇政策中最劳民伤财的部分,变本加厉地继续推行下去。秦的残酷统治,激起了天怒人怨,“天下苦秦久矣”。公元前 209 年,前朝悍匪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伐无道,诛暴秦”的呐喊响彻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秦王朝迅速土崩瓦解。曾幻想“江山传万代”的秦始皇,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王朝不仅没有一直不断地延续下去,反而在他尸骨未寒时就已云散烟消了。公元前 208 年前朝枭雄刘邦在咸阳之南的积道旁接受秦王子婴的投降,秦王朝仅存在十余年便宣告灭亡了。

    六守:第六

    萧寒顿了顿语气道:本篇首先论述了国君失去天下的原因在于用人不当。接着论述了选拔人才的六条标准:仁、义、忠、信、勇、谋。并进一步说明应用富之、贵之、付之、使之、危之、事之等六种手段来考察,就能够知道其是否符合这六条标准。然后指出国君必须控制和掌握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三大支柱:农、工、商。最后指出:“六守长,则君昌;三宝完,则国安。”

    文王问太公曰:“君国主民者,其所以失之者何也?”

    太公曰:“不慎所与也。人君有六守、三宝。”

    文王曰:“六守者何也?”

    太公曰:“一曰仁,二曰义,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谋,是谓六守。”

    文王曰:“慎择六守者何?”

    太公曰:“富之而观其无犯,贵之而观其无骄,付之而观其无转,使之而观其无隐,危之而观其无恐,事之而观其无穷。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贵之

    而不骄者义也,付之而不转者忠也,使之而不隐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穷者谋也。人君无以三宝借人,借人则君失其威。”

    文王曰:“敢问三宝?”

    太公曰:“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虑。无乱其乡,无乱其族,臣无富于君,都无大于国。六守长,则君昌;三宝完,则国安。”

    其意思为:

    文王问太公道:“统治国家管理民众的君主,之所以失去国家和民众的原因是什么?”

    太公答道:“那是用人不慎造成的。君主应该做到六守、三宝。”

    文王问:“什么是六守?”

    太公回答说:“一是仁爱,二是正义,三是忠诚,四是信用,五是勇敢,六是智谋。这就是所谓的六守。”

    文王问:“如何审慎地选拔符合六守标准的人才呢?”太公说:“使他富裕,‘以考验他是否逾越礼法;使他尊贵,以考验他是否骄横不驯;委以重任,以考验他是否坚定不移地去完成;命令他处理问题,以考验他是否隐瞒欺骗;让他身临危难,以考验他是否临危不惧;让他处理突发事变,以考验他是否应付裕如。富裕而不逾礼法的。是仁爱之人;尊贵而不骄横的,是正义之人;身负重任而能坚定不移去完成的,是忠诚之人;处理问题而不隐瞒欺骗的,是信用之人;身处危难而无所畏惧的,是勇敢之人;面对突发事变而应付裕如的,是有智谋的人。君主不要把三宝交给别人,如果交给别人,君主就会丧失自己的权威。”

    文王问:“您所指的三宝是什么?”

    太公答道:“大农、大工、大商,这三件事叫做三宝。把农民组织起来聚居在一地进行生产,粮食就会充足;把工匠组织起来聚居在一地进行生产,器具就会充足;把商贾组织起来聚居在一起进行贸易,财货就会充足。让这三大行业各安其业,民众就不会寻思变乱。不应打乱这种区域结构,不要拆散居民的家族组织。使臣民不得富于君主,城邑不得大于国都。具备六守标准的人得到重用,君主的事业就能昌盛发达;三宝发展完善,国家就会长治久安。”

    比如众所周知:前朝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实行改革,并最终称霸的过程,就是“三宝完,则国安”的最好例证。

    前朝春秋时期,社会急剧动荡,各诸侯国之间争战不断。齐桓公为争夺霸权,任用管仲进行改革。在内政上,实行“叁其国而伍其鄙”的政策,“国”就是国都及其郊区。“叁其国”就是把“国”划分成二十一乡,工商乡六个,士(农),乡十五个。“鄙”就是乡村。“伍其鄙”就是规定三十家为一邑,设一司官;十邑为一卒,设一卒帅;十卒为一乡,设一乡帅;三乡为一县,设一县帅;十县为一属,设一大夫。全国乡村共分为五属,分别由五个大夫管理。“叁其国而伍其鄙”的目的,是为了“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也就是使民众各有其居,各守其业,不许杂处或任意迁徙。

    接着,管仲又进行军制改革,实行“作内政而寄军令”。也就是把军令寓于内政之中,寓兵于农,兵民合一。把军事组织和行政组织有机结合起来,平时生产,战时从征。十五个士乡的行政组织是:五家一轨,设一轨长;十轨一里,设一有司;四里一连,设一连长;十连一乡,设一良人。与此相应的军事组织是,每家出一人,一轨组成一伍。由轨长率领;一里五十人,组成一小戎,由里有司率领;一连二百人,组成一卒,由连长率领;一乡二千人,组成一旅,由乡良人率领;五乡一万人,组成一军,立一元帅。这样十五个于乡可以组成三军,从而扩大了兵源,增强了军力。

    管仲非常重视经济的发展,打破了井田制的限制,采取了“相地而衰征”的措施,按照土地的好坏分等级征税。还规定国家经营盐铁事业,设立盐官煮盐,设立铁官掌管制造农具,鼓励鱼盐贸易等等。

    管仲创设了“三选”制选拔人才。规定各乡把本乡中有才德武功的人推选到国家中去,是第一选。这些人经过有关部门的试用考核,将其中优秀的推荐给国君,这是第二选。国君再亲自考核,合格者任命为上卿的助手,为第三选。为了加强国君的权力,管仲要求桓公掌握住生、杀、富、贵、贫、贱“六柄”,实行“劝之以赏赐,纠之以刑罚”。

    经过上述改革,齐国实力迅速增强,为后来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

    下”,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个霸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守土:第七

    萧寒说:

    本篇论述的是保守政权的策略。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对内“无疏其亲,无怠其众”;对外是“抚其左右,御其四旁”;政治上“无借人国柄”,防微杜渐;经济上富国殷民。接着进一步阐明了疏亲、失众以及“借人利器”的危害。最后指出,应以仁义敬众、合亲,这样就能达到“天下和服”的目的。

    文王问太公曰:“守土奈何?”

    太公曰:“无疏其亲,无怠其众,抚其左右,御其四旁。无借人国柄,借人国柄,则失其权。无掘壑而附丘,无舍本而治末。日中必替,操刀必割,执斧必伐。日中不替,是谓失时;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执斧不伐,贼人将来。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两叶不去,将用斧柯。是故人君必从事于富,不富无以为仁,不施无以合亲。疏其亲则害,失其众则败。无借人利器,借人利器则为人所害,而不终其正也。”

    文王曰:“何谓仁义?”

    太公曰:“敬其众,合其亲。敬其众则和,合其亲则喜,是谓仁义之纪 。无使人夺汝威,因其明,顺其常。顺者任之以德,逆者绝之以力。敬之无疑,天下和服。”

    其意思为:

    文王问太公说:“如何才能守卫国土呢?”

    太公答道:“不可疏远宗族,不可怠慢民众,安抚左右近邻,控制天下四方,不要把治国大权委托别人,把治国大权委托别人,君主就会失去自己的权威。不要挖掘沟壑去堆积土丘,不要舍弃根本去追逐枝末。太阳正当正午,要抓紧时机曝晒;拿起刀子,要抓紧时间宰割;执有斧钺,要抓紧时机征伐。正午阳光充足时不曝晒就会丧失时机;拿起刀子不宰割也会丧失时机,手执斧钺不杀敌,敌人就会乘虚而至。涓涓细流不堵塞,将会汇成滔滔江河;微弱的火星不扑灭,将会酿成熊熊烈火而无可奈何;刚萌芽的两片嫩叶不撷除,最终必得用斧柯去砍伐。所以,君主必须努力使国家变得富足。不富足就不能实行仁政,不行仁政就不能团结宗亲。疏远自己的宗亲就会受害,失去自己的民众就会失败。不要把统御国家的权力交给别人,统治权交给别人,就会被人所害而不得善终。”

    文王问道:“什么是仁义呢?”

    太公回答说:“尊重自己的民众,团结自己的宗亲。尊重民众就会和睦,团结宗亲就会欢喜。这就是行仁义的准则。不要让人篡夺了你的权力,要根据自己的明察顺应常理去处理事务。对于顺从自己的人,要施予恩惠加以任用;对于反对自己的人,就动用武力给予消灭。遵循上述原则而毫不迟疑,天下就会和顺而驯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