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王组长交流完了案发现场第一印象和涉案人背景的情况，下面又要把现场的情况过一遍，刚才的一番交流，让王组长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他在现场情况的交流开始之前，貌似无意地问马东是否以前也从事过警务工作，马东看出了他的感觉和疑惑，也坦诚地告诉他自己是因伤退休的警察，目前作为助手协助李博律师工作，王组长点头表示理解，因为这种形式的合作在香港是合法的，也是退休警察的很好的再就业渠道，只是马东这么年轻就退休让人有些没想到而已。
知道了马东的职业背景，下面王组长和马东之间关于案发现场的交流就更流畅了，颇有些业务交流的意思，马东问提问题能问到关键点，王组长也不用向外行白痴解释一些废话，两个人用简短的语言交流着，看来天下警察的业务都是相通的。
香港警察用动画人物做的现场模拟平面图非常好，尺寸比例非常准确，并且标注了相对应的实景照片的编号，一一地对应着看，容易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马东一张一张地和王组长过着照片，慢慢地他发现了一些需要商榷的问题，可当他询问王组长的时候，感觉他有些搪塞或叫做欲言又止的感觉，马东敏锐地感觉到了这种气氛，就不再追问，而是转向下一个话题。
也就是关于死者的家属和朋友方面的调查，关于这方面，王组长告诉马东，家属的一方除了表示悲痛和惊讶之外，没有任何有意义的谈话，而且死者的妻子是个媒体从业者，谈话非常滴水不漏，总是在给警方施加压力，对调查是一种冷合作的态度，完全不利于调查，尤其是重案组的调查，貌似在媒体监控之下了，非常让人头疼，也很束手束脚，收获不大，他提示如果马东他们以私人身份调查，也许还会有所收获。
会面到了这个时间，已经将近两个小时，大部分时间都在抠重案组的报告，法务处长虽然没说什么，但肯定是不太耐烦了。马东感觉今天在这里不会有什么收获了。他又简短地看了一下法务处准备提交的结案报告，基本上就是重案组结案陈词的法律条文版，没什么新意了，他和李博耳语几句。
李博最后代表大家发了言，首先感谢了中环警方的大力合作，其次要求中环警方暂时不要提交这份报告，同时宣布自己的团队将代表董事会进行独立的调查，调查结果会提交警方参考，希望双方合作愉快，避免产生法律方面的纠纷。
法务处长表示理解，并告诉李博这份报告短时间内绝不会发表，也要求李博的团队履行保密条约，警方对任何外泄所引发的问题将予以否认并追究法律责任。李博表示理解。冠冕堂皇的官话讲完，今天的官方会晤就算正式结束了。双方握手寒暄，告辞送别。
在向外走的过程中，马东叫住自己这边的香港律师，询问他能否在下班后把重案组的王组长约出来吃个饭，马东还想私下和他交流一下，香港律师想了一下，答应试一试，出了门，他打了一个电话，过了一会儿，告诉马东，王组长同意见面。马东让他在周边安排一个高档一点的地方，私密一些，方便说话。很快一切安排妥当。
晚上八点，王组长准时赴约，香港方面的律师安排的是一家离警局稍微有些距离的高档茶楼，马东他们对香港的消费场合并不清楚，但辛明宇告诉马东，这个地方消费很高，普通的警察，甚至王组长这个级别的中级警官自己是不会轻易来的，通常都是商人商务宴请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比较个性化，老板对媒体记者等一律拒绝入内，本身虽然地处中环闹市区，但入口并不朝向马路，因此很受有私密事务商谈人士的欢迎。王组长肯定是知道这个地方的，来这里应该比较放松。
在包间里大家又重新见面了，王组长还带来了一位同事，竟然就是下午那位拿档案的制服女警，大家下午看走眼了，这位女警的年龄已经不小了，级别也不低了，而且就是王组长的妻子，原来也是重案组的刑警，结婚之后才调离到法务处。
由于下午已经见过面了，大家也算熟悉了，寒暄着落座，水灵和唐娜恭维着女警官的驻颜有术，马东则感慨着刑警总是内部解决婚姻问题，这样一来很快大家就拉近了距离，毕竟香港也是中国，中国人的思想交流方式永远是大同小异的。人情永远是重要的，再加上几杯酒落肚，交流就顺畅得多了。
这位王组长也是个直性子的人，喝了几杯，没有用马东多问，直接就把话题转到下午的案子上来了，他告诉马东，
“兄弟，我和你说，这个案子看起来不复杂，但牵涉的人物背景很深，亿万富翁的死亡媒体肯定非常关注，而且给我们的时间和调查的空间非常小，我们受到的压力非常大，上司也很紧张，要求我们必须精益求精，每一步都要有确凿的证据，而且还给了时间表，你是干刑警的，应该理解在这种条件下办案的难处。
下午咱们也交流过了，我可以拍胸脯说所有给你看的资料都是过硬的，拿到法庭上没问题，但结论我可不敢说，至少我不完全认可，我不是否定这个结论，而是觉得还要坐实才行。但恐怕我是无能为力，他们法务处已经要我们移交此案了，我老婆在那边负责审查重案组移交的文件。
尽管也提出了异议，但上司的压力很大，我们也没办法，关键是我们找不出其他可以推翻或怀疑这个结论的有力证据，所以也没办法。现在你们要独立调查，想来不会像我们这样受各种因素约束和媒体的监视，恐怕会好一些。这也是我今天肯来见你们的原因，通常我不会接受这种场合的，我内心里希望你们继续调查。我也想彻底搞清楚这件事”。
听到王组长这么坦率的开场白，马东赶紧再敬一杯酒表示感谢，接着他也说了自己的看法，“非常感谢老哥您对我们的支持，我们受人之托，平人之事，这是工作，另一方面，死者是我们这里平先生的好朋友，我们有义务查清楚，这是朋友的义。有您的支持我们就更有信心了。下午咱们交流的时候，我感觉在那个场合下，您似乎有些话没说出来，不知道您现在在这里指点一下如何”？
“是这样的，我刚才说了，下午给你们看的，和我所说的话我都可以负责，但我没说不等于我没想法，咱们今天晚上在这可以聊一聊，但这都是个人感觉，没法作为证据拿到法庭上，可以给你们做参考”。
“您这老干探的看法肯定有料，您就多赐教吧”，李博也学着广东人的叫法恭维着。
“好，那我就说一下了，首先啊，我个人对现场Mary的口供还是有一些看法的，，尽管有各种客观原因，例如喝了酒，不舒服，还是女性受了很大的惊吓让她的口供容易被质疑，但我很认可她的口供，特别是有几点细节有待澄清，她的供述中说到当对面的人过来的时候，她只看到了一团黑影，甚至没意识到遇到了危险，至于刀子是后来才看到的，那时候杨朝阳已经被枪击倒地了，刀子掉在了地上。
杨朝阳冲过来的时候朝着他们喊着什么，而当李文瑞掏出枪来之后，杨朝阳似乎停了一下，接着又大声喊了一句什么，之后李文瑞就开枪了，她说李文瑞没有发出警告，可在李文瑞的供述中说自己喊了让对方停下不要动之类的话。这是矛盾的一点。
另外就是她在现场看到在杨朝阳冲过来的方向后方大约二十米左右有一条走廊，她似乎看到那里有一个穿制服的警察，但枪响之后瞬间就不见了，她开始时一再肯定，可后来被追问细节实在说不清，我们出于责任问题，把当天在附近可能出现的执勤警察都查了一遍，绝对没人在那个时间出现，所以她的这个表述是不能放到桌面上作为证据的。
警方绝对不想惹麻烦，但我个人觉得这条线索也许值得追查。说到这里，我还要说一下对李文瑞口供的看法，就只有四个字，无懈可击，而且他的认罪态度非常好，非常配合，让人没什么漏洞可抓，即使是和Mary的口供有不一致的地方，但差别很细微，完全可以推到Mary的记忆错觉上。
但越是这样，我反倒越是怀疑，他太冷静了，似乎什么都做好了准备。这不正常，任何人发生了这种事都会惊慌失措的，口供出现前后不一很正常，但这个李文瑞从始至终表现都那么稳定，反倒让我不敢相信他了。””。
王组长的说法，马东非常能够理解，这种一线办案人员的直觉通常是非常准的，但运用这种直觉继续追查的时机则不好掌握，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来这种感觉会减弱，另外离开了现场的有效性，这种感觉就往往变成事后诸葛亮了，现在王组长的感觉也只能作为调查方向的一个路标而已了。
知道了马东的职业背景，下面王组长和马东之间关于案发现场的交流就更流畅了，颇有些业务交流的意思，马东问提问题能问到关键点，王组长也不用向外行白痴解释一些废话，两个人用简短的语言交流着，看来天下警察的业务都是相通的。
香港警察用动画人物做的现场模拟平面图非常好，尺寸比例非常准确，并且标注了相对应的实景照片的编号，一一地对应着看，容易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马东一张一张地和王组长过着照片，慢慢地他发现了一些需要商榷的问题，可当他询问王组长的时候，感觉他有些搪塞或叫做欲言又止的感觉，马东敏锐地感觉到了这种气氛，就不再追问，而是转向下一个话题。
也就是关于死者的家属和朋友方面的调查，关于这方面，王组长告诉马东，家属的一方除了表示悲痛和惊讶之外，没有任何有意义的谈话，而且死者的妻子是个媒体从业者，谈话非常滴水不漏，总是在给警方施加压力，对调查是一种冷合作的态度，完全不利于调查，尤其是重案组的调查，貌似在媒体监控之下了，非常让人头疼，也很束手束脚，收获不大，他提示如果马东他们以私人身份调查，也许还会有所收获。
会面到了这个时间，已经将近两个小时，大部分时间都在抠重案组的报告，法务处长虽然没说什么，但肯定是不太耐烦了。马东感觉今天在这里不会有什么收获了。他又简短地看了一下法务处准备提交的结案报告，基本上就是重案组结案陈词的法律条文版，没什么新意了，他和李博耳语几句。
李博最后代表大家发了言，首先感谢了中环警方的大力合作，其次要求中环警方暂时不要提交这份报告，同时宣布自己的团队将代表董事会进行独立的调查，调查结果会提交警方参考，希望双方合作愉快，避免产生法律方面的纠纷。
法务处长表示理解，并告诉李博这份报告短时间内绝不会发表，也要求李博的团队履行保密条约，警方对任何外泄所引发的问题将予以否认并追究法律责任。李博表示理解。冠冕堂皇的官话讲完，今天的官方会晤就算正式结束了。双方握手寒暄，告辞送别。
在向外走的过程中，马东叫住自己这边的香港律师，询问他能否在下班后把重案组的王组长约出来吃个饭，马东还想私下和他交流一下，香港律师想了一下，答应试一试，出了门，他打了一个电话，过了一会儿，告诉马东，王组长同意见面。马东让他在周边安排一个高档一点的地方，私密一些，方便说话。很快一切安排妥当。
晚上八点，王组长准时赴约，香港方面的律师安排的是一家离警局稍微有些距离的高档茶楼，马东他们对香港的消费场合并不清楚，但辛明宇告诉马东，这个地方消费很高，普通的警察，甚至王组长这个级别的中级警官自己是不会轻易来的，通常都是商人商务宴请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比较个性化，老板对媒体记者等一律拒绝入内，本身虽然地处中环闹市区，但入口并不朝向马路，因此很受有私密事务商谈人士的欢迎。王组长肯定是知道这个地方的，来这里应该比较放松。
在包间里大家又重新见面了，王组长还带来了一位同事，竟然就是下午那位拿档案的制服女警，大家下午看走眼了，这位女警的年龄已经不小了，级别也不低了，而且就是王组长的妻子，原来也是重案组的刑警，结婚之后才调离到法务处。
由于下午已经见过面了，大家也算熟悉了，寒暄着落座，水灵和唐娜恭维着女警官的驻颜有术，马东则感慨着刑警总是内部解决婚姻问题，这样一来很快大家就拉近了距离，毕竟香港也是中国，中国人的思想交流方式永远是大同小异的。人情永远是重要的，再加上几杯酒落肚，交流就顺畅得多了。
这位王组长也是个直性子的人，喝了几杯，没有用马东多问，直接就把话题转到下午的案子上来了，他告诉马东，
“兄弟，我和你说，这个案子看起来不复杂，但牵涉的人物背景很深，亿万富翁的死亡媒体肯定非常关注，而且给我们的时间和调查的空间非常小，我们受到的压力非常大，上司也很紧张，要求我们必须精益求精，每一步都要有确凿的证据，而且还给了时间表，你是干刑警的，应该理解在这种条件下办案的难处。
下午咱们也交流过了，我可以拍胸脯说所有给你看的资料都是过硬的，拿到法庭上没问题，但结论我可不敢说，至少我不完全认可，我不是否定这个结论，而是觉得还要坐实才行。但恐怕我是无能为力，他们法务处已经要我们移交此案了，我老婆在那边负责审查重案组移交的文件。
尽管也提出了异议，但上司的压力很大，我们也没办法，关键是我们找不出其他可以推翻或怀疑这个结论的有力证据，所以也没办法。现在你们要独立调查，想来不会像我们这样受各种因素约束和媒体的监视，恐怕会好一些。这也是我今天肯来见你们的原因，通常我不会接受这种场合的，我内心里希望你们继续调查。我也想彻底搞清楚这件事”。
听到王组长这么坦率的开场白，马东赶紧再敬一杯酒表示感谢，接着他也说了自己的看法，“非常感谢老哥您对我们的支持，我们受人之托，平人之事，这是工作，另一方面，死者是我们这里平先生的好朋友，我们有义务查清楚，这是朋友的义。有您的支持我们就更有信心了。下午咱们交流的时候，我感觉在那个场合下，您似乎有些话没说出来，不知道您现在在这里指点一下如何”？
“是这样的，我刚才说了，下午给你们看的，和我所说的话我都可以负责，但我没说不等于我没想法，咱们今天晚上在这可以聊一聊，但这都是个人感觉，没法作为证据拿到法庭上，可以给你们做参考”。
“您这老干探的看法肯定有料，您就多赐教吧”，李博也学着广东人的叫法恭维着。
“好，那我就说一下了，首先啊，我个人对现场Mary的口供还是有一些看法的，，尽管有各种客观原因，例如喝了酒，不舒服，还是女性受了很大的惊吓让她的口供容易被质疑，但我很认可她的口供，特别是有几点细节有待澄清，她的供述中说到当对面的人过来的时候，她只看到了一团黑影，甚至没意识到遇到了危险，至于刀子是后来才看到的，那时候杨朝阳已经被枪击倒地了，刀子掉在了地上。
杨朝阳冲过来的时候朝着他们喊着什么，而当李文瑞掏出枪来之后，杨朝阳似乎停了一下，接着又大声喊了一句什么，之后李文瑞就开枪了，她说李文瑞没有发出警告，可在李文瑞的供述中说自己喊了让对方停下不要动之类的话。这是矛盾的一点。
另外就是她在现场看到在杨朝阳冲过来的方向后方大约二十米左右有一条走廊，她似乎看到那里有一个穿制服的警察，但枪响之后瞬间就不见了，她开始时一再肯定，可后来被追问细节实在说不清，我们出于责任问题，把当天在附近可能出现的执勤警察都查了一遍，绝对没人在那个时间出现，所以她的这个表述是不能放到桌面上作为证据的。
警方绝对不想惹麻烦，但我个人觉得这条线索也许值得追查。说到这里，我还要说一下对李文瑞口供的看法，就只有四个字，无懈可击，而且他的认罪态度非常好，非常配合，让人没什么漏洞可抓，即使是和Mary的口供有不一致的地方，但差别很细微，完全可以推到Mary的记忆错觉上。
但越是这样，我反倒越是怀疑，他太冷静了，似乎什么都做好了准备。这不正常，任何人发生了这种事都会惊慌失措的，口供出现前后不一很正常，但这个李文瑞从始至终表现都那么稳定，反倒让我不敢相信他了。””。
王组长的说法，马东非常能够理解，这种一线办案人员的直觉通常是非常准的，但运用这种直觉继续追查的时机则不好掌握，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来这种感觉会减弱，另外离开了现场的有效性，这种感觉就往往变成事后诸葛亮了，现在王组长的感觉也只能作为调查方向的一个路标而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