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来了，身边跟着两三个人。他们的动作都很谨慎，即使是小小的我，也能感受到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她好像比之前“胖”了一点。父亲抱了她一下，她又抱了一下我。接着她摸摸我的头，又摸摸自己的肚子。
“你很快要当哥哥了。”母亲说，“虽然还不知道，怀的是弟弟还是妹妹呢。”
“你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去学习怎么当一个好哥哥——可以问问照顾你的叔叔阿姨。他们可能会说一些奇怪的话，但你不必担心，我们会一直爱你。”
父亲像是预知到很多情况，提前安慰了我。即使年幼的我根本想不了那么多，也听不懂他人口中的玩笑。可是，在那一刻，的确有种微妙的愉悦油然而生。现在看来，那应该就是所谓兄长的责任感了。一想到，很快就有个稚嫩的小生命牙牙学语，喊出“哥”这个玄妙的字——而我是他唯一的兄长。这种沉重又快活的战栗就顺着血脉触动我小小的心脏。
我是那么期待这一天到来。我做了很多在大人眼中看起来有趣可笑的准备——包括画一张一家四口的画。虽不清楚是弟弟还是妹妹，好在我知道婴儿都没什么头发。那段时间，我的父母依然频繁出入研究所，所有的项目一刻都不曾耽误。但有时我见到母亲，她也会停下脚步，允许我扑上来，依偎在她身上倾听血肉生长的声音。
某一天，他们说，这是在孩子出生前最后一次出行。这次回来以后，他们会有整整一个月留在这儿。我每天都可以找他们，随时随刻。我守着日历，掐着日子，满怀期待。
他们比预想中回来得更早。
但是，那一天的气氛有些古怪。所有人都是那么慌乱，一切都没有按照计划中的欢迎仪式进行。我拿着花和画，冲出建筑，到队伍的最前面。天气不太好，到了夕阳西下的时候，天空仍灰蒙蒙的。几个人下船后，父亲的身影这才出现。
我知道风很大，却不觉得，他该是那么轻飘飘的。
看到我时，他没有浮现以往的笑，反而露出一丝困扰……与我看不懂的愁苦。他示意别人将我带走，我不解，便奋力挣扎，用花去打他们。紧接着有人将担架抬下船，白色的布罩在上面，大片的血将它染红，比缺席的夕阳更加刺眼。
一只灰色的、僵硬的手从担架边露出。它让我觉得陌生，但毫无疑问属于人类。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人类的尸体，即便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我忘了那时我心情如何，但一定很糟。
花被人们的脚步碾碎了，满地的芬芳与泥泞纠缠不清。画则被狂风不讲理地夺去，嬉闹着将它撕得粉碎，丢到我再也找不到的地方。
那之后的整整三个月，我都不曾见到父亲的身影。当然，更没见过母亲。我不必再问，也没有人解答，因为一切都昭然若揭。那段日子的空气都是黏稠的，像永远洗不净的海风，斑驳的锈迹如传染病般在人与人之间蔓延。每个人的动作都如此迟缓，如此，麻木。我自然也不曾幸免。
我又没有妈妈了。也许我从未有过。
我也不能当哥哥了。
再见到父亲，是开春的事了。他在一个深夜主动来找我，身边没有带任何人。我睡得迷糊，恍惚间看见他站在床边，做梦一样。他穿着规整的研究服，只是满目疲倦，像是很久都没有睡过。他轻轻唤醒我，让我跟他走。
离开宿舍去往另一座建筑的时候，我抬起头，看到原本漆黑的天空比以往更明亮。浩如烟海的繁星像细碎的浪花，随着夜幕的呼吸无序地明灭。虽然已是入春的三月天，但夜里仍有清凉的风时不时拂过。我有点冷了。不必开口，父亲就将自己的白大褂披到我身上。带着侵略性的温暖，同消毒液的味道一样挥之不去。
我随他进入一座新的建筑。这栋楼在我来时刚刚竣工，显得比其他建筑新一些，但也新不了太多。我来这里的一年多，还从未进入这里。这边冷冷的，不知是因为夜深了，还是本就没有多少人在这边工作。建筑的隔音做得很好，进入大门的一瞬间，一切都安静下来，属于自然的夜的声音被全然隔绝在外。这一刻，令我有些莫名退缩。我稍微停顿了一下，父亲不由分说地拉着我走，像是不曾察觉我的迟疑，或并不在乎。
走廊的消毒灯散发着幽暗的蓝光，带着浅淡的紫色。那种忧郁又回来了。父亲的里衣是深色的，我跟在他的后方。这巨大的、漆黑的剪影笼罩我，让我不被那种忧郁侵蚀。直到来到一扇厚重的、有着螺旋门闩的门前，他转过身看着我，比了一个噤声的手势。消毒灯的光映在他的眼中，让他的瞳孔趋近于一种紫罗兰的颜色。
他打开门花了一点时间。屋里的光线也很昏暗，但不像屋外那么冷，是暖色调的。没有其他研究员在场，也没有警务人员，只有我们两个走向屋内的一处设施。有些复杂的仪器，和一个玻璃的保温箱。父亲小心地从里面抱起什么，示意我上前。
那是一个婴儿。
“你看，你当哥哥了。”
一个小小的、被洁白柔软的毛巾包裹的婴儿。他也是柔软的，光是看着，我就没有触碰的勇气。父亲半跪下身，鼓励我抱一抱他，他的手则在下方托着。他那么小，看上去不是很健康，但对不到十岁的我来说实在太过沉重。我很快松开他，让他的重量回到父亲身上。残留在手上的热乎乎的温度，是保温箱，还是生命本身，我分不清楚。
我从未见过父亲露出那样的神情。
如此慈爱，慈爱得如此纯粹。他轻轻晃着臂弯，怀中甘甜睡着的婴儿，发出均匀的呼吸。他的眼中，那种极尽温柔的光几乎要凝聚成一滴眼泪。大概是怕弄脏婴儿的脸，它始终没有垂落，只是恒久地悬挂在视线之中。我不禁想，或许我出生的第一天，他也曾这样看着我。
“这孩子跟你一样。打出生起，也没见过妈妈。”
他这么说着，语气中有难以掩饰的忧愁。
“但是没关系。他不会是一个人长大……他还有你。你可以照顾他，他也能陪着你。是我不好。我不是一个好丈夫，也不是一个好父亲。”他喃喃地说，“我亏欠你们很多。今后，还会继续亏欠下去。但是我没有办法。”
我张了张口，不知该如何回应。那时的我不能听懂太多，只知道他被无形的什么困扰，也知他一时半会摆脱不了这种束缚。他不是不愿意，而是做不到。
“我会努力的。”他像是结束了自言自语，转而对我说，“我们一起努力好吗？”
于是我点头。让我意外的是，父亲采用了我起的、稚嫩的名字。虽然一开始，他与母亲商定的不是这个，但他让大家都这样称呼他。我将我童年不曾有过的爱，再也不会回来母亲的爱，日理万机的父亲的爱，悉数倾注在这个孩子身上。
大概因为是抢救回来的早产儿，莫恩的身体很差。他比我见过的任何孩子都体弱多病。感冒发烧是家常便饭，甚至经常出现一些稀奇古怪的情况。有些症状，我从任何书里都不曾见过，甚至要托大人们翻找实验记录——我没有那么大的权限。我想，我读的书还是太少。失去母亲后，父亲更是分身乏术，做不了太多，我必须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来。
好在他的性格十分内敛，不会像大多数孩童那样动辄哭闹，令人头疼。按照一些大人的话来说，就是“好带”“懂事”。但腼腆也有腼腆的不好。当身体不适的时候，他闷声不说，一点动静也没有，让我们总不能及时发现异常。
第一次遇到我们都无法处理的情况，是在他三岁那年。
他成长得很慢，那时连走路都不利索，而且口齿不清。我那年应该是十二岁，力气大了不少，至少能将他稳稳地抱一阵子。那天阳光很好，我抱起他，照例想出去晒晒太阳。没走两步，我的手臂突然感到一阵刺痛。这痛觉猝不及防，令我本能地松开了手。于是莫恩摔到地上，大哭起来。我想重新抱起他，却发现我的手臂蔓出一小块红色。
我慌忙跑了。不是害怕，是想找人帮忙。注意到我流血的人都很紧张，他们试图帮我，我只是语无伦次地比画着，希望他们快点去帮莫恩。但当时没人能明白我的意思。大家围在我的身边，我急得快哭出来。恰好在那一天，父亲有事经过这里。他很快明白我的意思，让一个阿姨领我去包扎，自己则带人前往弟弟的房间。
我不再想哭了——因为我这才感到恐惧。我很怕父亲觉得我没有照顾好他，没有尽到兄长的职责。如果他以后再也不让我照顾弟弟该怎么办？
人们庆幸我只是有些皮外伤，没有被刺透皮肤。他们问我是不是金属，有没有生锈，我只是摇头。我不记得有什么金属物件，刺痛是突如其来的。他们仍在关心我，但我心思不在这里。刚包扎好，我便不顾阻拦地跑回去了。一路上，我听到旁人的议论。听他们说，似乎随父亲一起进屋的人，都尖叫着跑出来了。这让我更加恐惧。
莫恩的房间果然被封起来了。他们说父亲和弟弟不在这里，我又跑到另一处医疗室去。在那儿，我终于看到熟悉的身影。但只有父亲坐着，身上多处都缠着纱布。弟弟不见了。我一时有些胆怯，怕他责骂我，也怕他不告诉我莫恩在哪儿。
但他并没有训斥我。他只是招招手，让我过去。我慢吞吞挪到他面前，不敢抬头看他。他的语气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温和、稳定。
“不要害怕。不是你的错，是弟弟生病了。他病得很重，要先隔离起来。你看，我也被咬伤了……我们要观察一段时间，如果谁发烧了，就麻烦很多。不过我比较乐观，相信没什么大事。嗯，当然……还是谨慎些好。”
我担心起来。
“莫恩，他怎么了？我不是他咬伤的，我没有碰到他的嘴。他身上有针扎我……”
父亲稍微沉默了一会。他像是在斟酌什么。
“是了。他身上又长了不好的东西。和之前不太一样，不能做手术切掉。这次弄伤我们的刺，不好处理。但总会没事的。我们的技术是最好的，都可以解决。”
“您……”
我注意到，他敞开的衣襟露出怪异的皮肤。颜色有些发灰、发褐，还有奇怪的纹路。即使只是一小部分，也足以令人不安。父亲倒是没有隐瞒，反而拉开衬衣和一部分绷带。
“担心你们太小，看了害怕。这个伤疤很早前就有了。放心，不会传染。”
他的胸前有一块诡异的瘢痕。我至今也无法确切地形容出来。那凹凸不平的痕迹，像极了一张扭曲的人脸。也许是枯槁的老人，或者皱巴巴的婴儿……甚至依稀可见五官的凹槽，那么惊悚，那么狰狞。它像是被禁锢在父亲体内的厉鬼怨灵，呼之欲出。恐怕没什么人有与之对视的勇气。
我当然也觉得……多少有些冲击。刀伤？枪伤？烧伤？冻伤？雷击？还是什么传染病留下的痕迹？我已在研究所见证不少实验，也从书中的配图看过很多病症，但没有任何一例皮肤病像父亲这样。
“很痛吗？”我问。
他有点惊讶，好像没料到我这么快就接受，也没料到我会问这种问题。
“早就已经痊愈了。你不怕的话，可以摸摸看。不会咬人。哈哈哈。”
轻触之后，我缓缓收回了手。那颜色与质感，怎么想都不像是属于人类的皮肤。
这处疮疤——我们称为人面疽，未来的莫恩也碰触过。他接受得比我更快。只是谁也不知道它究竟是怎么来的，就连父亲也是。他说，从出生那天起，这张脸就已经烙在他的胸前。大概什么先天性的疾病，好在没有遗传给我们。“不像我一样影响讨老婆”，他笑着对我们说。可一想到母亲，我们便都笑不出来。
“你很快要当哥哥了。”母亲说，“虽然还不知道，怀的是弟弟还是妹妹呢。”
“你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去学习怎么当一个好哥哥——可以问问照顾你的叔叔阿姨。他们可能会说一些奇怪的话，但你不必担心，我们会一直爱你。”
父亲像是预知到很多情况，提前安慰了我。即使年幼的我根本想不了那么多，也听不懂他人口中的玩笑。可是，在那一刻，的确有种微妙的愉悦油然而生。现在看来，那应该就是所谓兄长的责任感了。一想到，很快就有个稚嫩的小生命牙牙学语，喊出“哥”这个玄妙的字——而我是他唯一的兄长。这种沉重又快活的战栗就顺着血脉触动我小小的心脏。
我是那么期待这一天到来。我做了很多在大人眼中看起来有趣可笑的准备——包括画一张一家四口的画。虽不清楚是弟弟还是妹妹，好在我知道婴儿都没什么头发。那段时间，我的父母依然频繁出入研究所，所有的项目一刻都不曾耽误。但有时我见到母亲，她也会停下脚步，允许我扑上来，依偎在她身上倾听血肉生长的声音。
某一天，他们说，这是在孩子出生前最后一次出行。这次回来以后，他们会有整整一个月留在这儿。我每天都可以找他们，随时随刻。我守着日历，掐着日子，满怀期待。
他们比预想中回来得更早。
但是，那一天的气氛有些古怪。所有人都是那么慌乱，一切都没有按照计划中的欢迎仪式进行。我拿着花和画，冲出建筑，到队伍的最前面。天气不太好，到了夕阳西下的时候，天空仍灰蒙蒙的。几个人下船后，父亲的身影这才出现。
我知道风很大，却不觉得，他该是那么轻飘飘的。
看到我时，他没有浮现以往的笑，反而露出一丝困扰……与我看不懂的愁苦。他示意别人将我带走，我不解，便奋力挣扎，用花去打他们。紧接着有人将担架抬下船，白色的布罩在上面，大片的血将它染红，比缺席的夕阳更加刺眼。
一只灰色的、僵硬的手从担架边露出。它让我觉得陌生，但毫无疑问属于人类。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人类的尸体，即便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我忘了那时我心情如何，但一定很糟。
花被人们的脚步碾碎了，满地的芬芳与泥泞纠缠不清。画则被狂风不讲理地夺去，嬉闹着将它撕得粉碎，丢到我再也找不到的地方。
那之后的整整三个月，我都不曾见到父亲的身影。当然，更没见过母亲。我不必再问，也没有人解答，因为一切都昭然若揭。那段日子的空气都是黏稠的，像永远洗不净的海风，斑驳的锈迹如传染病般在人与人之间蔓延。每个人的动作都如此迟缓，如此，麻木。我自然也不曾幸免。
我又没有妈妈了。也许我从未有过。
我也不能当哥哥了。
再见到父亲，是开春的事了。他在一个深夜主动来找我，身边没有带任何人。我睡得迷糊，恍惚间看见他站在床边，做梦一样。他穿着规整的研究服，只是满目疲倦，像是很久都没有睡过。他轻轻唤醒我，让我跟他走。
离开宿舍去往另一座建筑的时候，我抬起头，看到原本漆黑的天空比以往更明亮。浩如烟海的繁星像细碎的浪花，随着夜幕的呼吸无序地明灭。虽然已是入春的三月天，但夜里仍有清凉的风时不时拂过。我有点冷了。不必开口，父亲就将自己的白大褂披到我身上。带着侵略性的温暖，同消毒液的味道一样挥之不去。
我随他进入一座新的建筑。这栋楼在我来时刚刚竣工，显得比其他建筑新一些，但也新不了太多。我来这里的一年多，还从未进入这里。这边冷冷的，不知是因为夜深了，还是本就没有多少人在这边工作。建筑的隔音做得很好，进入大门的一瞬间，一切都安静下来，属于自然的夜的声音被全然隔绝在外。这一刻，令我有些莫名退缩。我稍微停顿了一下，父亲不由分说地拉着我走，像是不曾察觉我的迟疑，或并不在乎。
走廊的消毒灯散发着幽暗的蓝光，带着浅淡的紫色。那种忧郁又回来了。父亲的里衣是深色的，我跟在他的后方。这巨大的、漆黑的剪影笼罩我，让我不被那种忧郁侵蚀。直到来到一扇厚重的、有着螺旋门闩的门前，他转过身看着我，比了一个噤声的手势。消毒灯的光映在他的眼中，让他的瞳孔趋近于一种紫罗兰的颜色。
他打开门花了一点时间。屋里的光线也很昏暗，但不像屋外那么冷，是暖色调的。没有其他研究员在场，也没有警务人员，只有我们两个走向屋内的一处设施。有些复杂的仪器，和一个玻璃的保温箱。父亲小心地从里面抱起什么，示意我上前。
那是一个婴儿。
“你看，你当哥哥了。”
一个小小的、被洁白柔软的毛巾包裹的婴儿。他也是柔软的，光是看着，我就没有触碰的勇气。父亲半跪下身，鼓励我抱一抱他，他的手则在下方托着。他那么小，看上去不是很健康，但对不到十岁的我来说实在太过沉重。我很快松开他，让他的重量回到父亲身上。残留在手上的热乎乎的温度，是保温箱，还是生命本身，我分不清楚。
我从未见过父亲露出那样的神情。
如此慈爱，慈爱得如此纯粹。他轻轻晃着臂弯，怀中甘甜睡着的婴儿，发出均匀的呼吸。他的眼中，那种极尽温柔的光几乎要凝聚成一滴眼泪。大概是怕弄脏婴儿的脸，它始终没有垂落，只是恒久地悬挂在视线之中。我不禁想，或许我出生的第一天，他也曾这样看着我。
“这孩子跟你一样。打出生起，也没见过妈妈。”
他这么说着，语气中有难以掩饰的忧愁。
“但是没关系。他不会是一个人长大……他还有你。你可以照顾他，他也能陪着你。是我不好。我不是一个好丈夫，也不是一个好父亲。”他喃喃地说，“我亏欠你们很多。今后，还会继续亏欠下去。但是我没有办法。”
我张了张口，不知该如何回应。那时的我不能听懂太多，只知道他被无形的什么困扰，也知他一时半会摆脱不了这种束缚。他不是不愿意，而是做不到。
“我会努力的。”他像是结束了自言自语，转而对我说，“我们一起努力好吗？”
于是我点头。让我意外的是，父亲采用了我起的、稚嫩的名字。虽然一开始，他与母亲商定的不是这个，但他让大家都这样称呼他。我将我童年不曾有过的爱，再也不会回来母亲的爱，日理万机的父亲的爱，悉数倾注在这个孩子身上。
大概因为是抢救回来的早产儿，莫恩的身体很差。他比我见过的任何孩子都体弱多病。感冒发烧是家常便饭，甚至经常出现一些稀奇古怪的情况。有些症状，我从任何书里都不曾见过，甚至要托大人们翻找实验记录——我没有那么大的权限。我想，我读的书还是太少。失去母亲后，父亲更是分身乏术，做不了太多，我必须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来。
好在他的性格十分内敛，不会像大多数孩童那样动辄哭闹，令人头疼。按照一些大人的话来说，就是“好带”“懂事”。但腼腆也有腼腆的不好。当身体不适的时候，他闷声不说，一点动静也没有，让我们总不能及时发现异常。
第一次遇到我们都无法处理的情况，是在他三岁那年。
他成长得很慢，那时连走路都不利索，而且口齿不清。我那年应该是十二岁，力气大了不少，至少能将他稳稳地抱一阵子。那天阳光很好，我抱起他，照例想出去晒晒太阳。没走两步，我的手臂突然感到一阵刺痛。这痛觉猝不及防，令我本能地松开了手。于是莫恩摔到地上，大哭起来。我想重新抱起他，却发现我的手臂蔓出一小块红色。
我慌忙跑了。不是害怕，是想找人帮忙。注意到我流血的人都很紧张，他们试图帮我，我只是语无伦次地比画着，希望他们快点去帮莫恩。但当时没人能明白我的意思。大家围在我的身边，我急得快哭出来。恰好在那一天，父亲有事经过这里。他很快明白我的意思，让一个阿姨领我去包扎，自己则带人前往弟弟的房间。
我不再想哭了——因为我这才感到恐惧。我很怕父亲觉得我没有照顾好他，没有尽到兄长的职责。如果他以后再也不让我照顾弟弟该怎么办？
人们庆幸我只是有些皮外伤，没有被刺透皮肤。他们问我是不是金属，有没有生锈，我只是摇头。我不记得有什么金属物件，刺痛是突如其来的。他们仍在关心我，但我心思不在这里。刚包扎好，我便不顾阻拦地跑回去了。一路上，我听到旁人的议论。听他们说，似乎随父亲一起进屋的人，都尖叫着跑出来了。这让我更加恐惧。
莫恩的房间果然被封起来了。他们说父亲和弟弟不在这里，我又跑到另一处医疗室去。在那儿，我终于看到熟悉的身影。但只有父亲坐着，身上多处都缠着纱布。弟弟不见了。我一时有些胆怯，怕他责骂我，也怕他不告诉我莫恩在哪儿。
但他并没有训斥我。他只是招招手，让我过去。我慢吞吞挪到他面前，不敢抬头看他。他的语气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温和、稳定。
“不要害怕。不是你的错，是弟弟生病了。他病得很重，要先隔离起来。你看，我也被咬伤了……我们要观察一段时间，如果谁发烧了，就麻烦很多。不过我比较乐观，相信没什么大事。嗯，当然……还是谨慎些好。”
我担心起来。
“莫恩，他怎么了？我不是他咬伤的，我没有碰到他的嘴。他身上有针扎我……”
父亲稍微沉默了一会。他像是在斟酌什么。
“是了。他身上又长了不好的东西。和之前不太一样，不能做手术切掉。这次弄伤我们的刺，不好处理。但总会没事的。我们的技术是最好的，都可以解决。”
“您……”
我注意到，他敞开的衣襟露出怪异的皮肤。颜色有些发灰、发褐，还有奇怪的纹路。即使只是一小部分，也足以令人不安。父亲倒是没有隐瞒，反而拉开衬衣和一部分绷带。
“担心你们太小，看了害怕。这个伤疤很早前就有了。放心，不会传染。”
他的胸前有一块诡异的瘢痕。我至今也无法确切地形容出来。那凹凸不平的痕迹，像极了一张扭曲的人脸。也许是枯槁的老人，或者皱巴巴的婴儿……甚至依稀可见五官的凹槽，那么惊悚，那么狰狞。它像是被禁锢在父亲体内的厉鬼怨灵，呼之欲出。恐怕没什么人有与之对视的勇气。
我当然也觉得……多少有些冲击。刀伤？枪伤？烧伤？冻伤？雷击？还是什么传染病留下的痕迹？我已在研究所见证不少实验，也从书中的配图看过很多病症，但没有任何一例皮肤病像父亲这样。
“很痛吗？”我问。
他有点惊讶，好像没料到我这么快就接受，也没料到我会问这种问题。
“早就已经痊愈了。你不怕的话，可以摸摸看。不会咬人。哈哈哈。”
轻触之后，我缓缓收回了手。那颜色与质感，怎么想都不像是属于人类的皮肤。
这处疮疤——我们称为人面疽，未来的莫恩也碰触过。他接受得比我更快。只是谁也不知道它究竟是怎么来的，就连父亲也是。他说，从出生那天起，这张脸就已经烙在他的胸前。大概什么先天性的疾病，好在没有遗传给我们。“不像我一样影响讨老婆”，他笑着对我们说。可一想到母亲，我们便都笑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