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范清婉火急火燎地赶到位于八楼的小会议室时，里面已有七八人，大家都正襟危坐在会议桌旁。只有一位年轻人站在那里，正在熟练地将一台笔记本电脑，与放在会议桌顶头的投影仪进行连线调试。
她站在门外的走廊上，给杨之江打了个电话后，便走进会议室，寻了一个位子坐下。
甫一坐下，只见梁副局长手里拿着一本记事本，从门口风风火火走了进来。他一边向里面走，一边客套地说到：“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
梁副局长在靠近投影仪的位置坐了下来，轻声问年轻人：
“都准备好了吗？”
“都准备好了“，那个年轻人答道。
“好，我们下面就马上开始”
他将头略微向上抬了一下，向年轻人使了个眼色，年轻人马上心领神会地回应了一个“OK”手势，便点击了一下电脑键盘，墙上的投射屏幕上，顿时出现一张发黄的画面。
这时，一名技术处的人，站起身来，用激光笔点着屏幕中的画面，说到：
“大家请看，这就是上次那张照片中的原物，是范清婉警官她们从二史馆提取回来的。对于这张原物纸片，我们采用了目前最为先进的X射线分析技术等，对其的属性和来源、纸片的纤维、书写墨迹的痕量矿物质和其他元素等，进行了分析、追溯和还原，发现纸片上面的文字书写时间为明代晚期，所用的纸张为明代的谈笺。
所谓谈笺，就是荆川纸一种，为明代常州人所发明，是用竹子制成的，这种纸张，薄而略透，类似桃花纸。后来到了明崇祯年间，一位名叫谈仲和的人，对此进行了改造，将花纹印入了荆川纸中，从而开创了我国水印花纹纸张的先河，因此被命名为谈笺。谈笺这种纸张，由于是用坚白的荆川纸褙厚砑光，再用石蜡打上花草、山水、人物、鸟兽之形，故而不濡、坚滑，适于记录并长久保存。也正因为此，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原物纸片，并未发生霉变、发黑或腐烂等现象。
另外，我们在对纸片作分层分析时，发现其纹路呈螺纹状，纸张中暗淡的图案，为鹤望兰之花形，在此，更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从中还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该纸张的表层，留有一方较为模糊的印章痕迹，经X射线透视分析，印章上的字迹，由于年代久远，已完全看不清了，只有一丝微弱的印章戳盖时所遗留的凹痕，根据这些凹痕的分布情况，我们判断印章应为八个字，并且篆刻的字体可能为鸟虫体，其中一个字应为“天”字，位置序列排在第四。”
“哦？能否再说得详细点，你们是如何得出如此结论的？”，梁副局长问道，
“因为我们发现每一个字体部位的凹痕，具有部分同一性特征，比如每一个字的最后一笔，似乎都呈小鸟状之特征，故而我们高度怀疑这是一种鸟虫篆体，至于其中一个字为’天“字，是因为该字的笔画较少，并较为清晰些，容易判断。以上就是本次鉴定的全部内容，报告完毕！””
…
“好！通过上次和这次对照片的有关信息进行了鉴定分析破译，让我们对这张纸片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嘿嘿嘿…这张纸片…看来并不简单啊！由于我们目前对纸片中那首琴曲和陶弘景的那首古诗，还没有明白是何用意，故而尚须我们大家要加倍努力哦！“
梁副局长略微总结了一下，便又继续说到：” 好，我们现在先将这纸片的事，放一放，下面请技术处的同志将范清婉同志最近拍到的一张照片，也展示出来，让大家开开眼界”
屏幕上，很快出现了一幅解析度非常高清的照片。范清婉一看，正是自己那日在百年老店里用微型相机暗地拍下的照片。
“小范，经过技术处和密码处同志对这张照片进行分析破译，从中还真发现了一些问题，好，还是请技术处的同志讲一下”
话音刚落，会议室内的灯光顿时又暗了下来，刚才还变幻不停的的屏幕，此时也静止了下来。
未几，一幅清晰透彻的全景照片，犹如海啸一般扑面而来，给人以极大的视角震撼。照片色彩惊艳欲滴，立体感极强，几乎占据了整个屏幕，超高的清晰度，连照片中的饭桌缝隙处，夹杂着一丝绒毛，都能一览无遗，这令范清婉这个围棋世家出生的大家闺秀，顿时大开了眼界，并从心底由衷感叹到现代科技的惊人魅力。
很快，照片被支离的七零八落，中见的人物、器物等，不停地以平面、立体，正面、侧面等方式，在二维和三维之间切换展示着，让人有点眼花缭乱。未几，画面固定在一件木质器物上。通过光线的照耀和透视放大后，器物的表面，显得十分圆润精细，两条环线间的莲花和波浪图案，以及七个镂空圆环，美轮美奂，栩栩生辉，让人有“置身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现场，巨大的奥运五环在夜空中冉冉升腾“之感。
“大家请看，这莲花图案中，暗含着一把小巧的直尺，而旁边的水波纹图案中，同样也暗藏着一个精致的器物，是一把圆规。这些图案，都是洪门早期所用的徽标的核心内容，而直尺和圆规，也是西方共济会的一种最重要的标记。在此，我想提醒一下的是：这些符号，既是共济会的标记，也有可能是我国古代春秋时期墨家的标记，解放后，我们国家曾在新疆吐鲁番盆地考古中，发现过一幅上古时期的伏羲女娲图中，伏羲手中持着的就是直尺，而女娲持着的则是圆规。
另外，在靠近边沿处，嵌有内外两条平行的环圈，两个环圈之内，刻有微型的莲花和波浪图案，相互间隔均匀，而内圈里的中央位置，则是由七个镂空的黄豆粒般大的圆环，互为衔接着，横三纵四，呈T型排列分布。”
“能否将中间的镂空部分，再放大一些”，范清婉提议到，
”大家请看，这三角形中间的圆圈，为T型排列，横向为三，竖向表面上看为三，实际为四，圆圈形如茶杯，这一图案和排阵，我们分析，应属于古代的七星剑阵位置图，而三角形和中间的T，则是香港洪门洪顺堂的印信标记。大家都知道，洪顺堂自成立以来，就一直使用三角形作其标志。也正因为此，香港在回归前，港英政府根据该堂的标记，以及洪门的名称和旗帜，将其分支三合会的英文名，称之为Triad。
这个器物中，还沿袭了洪门传通的手语符号，洪门中有“出手不离三”之说，将五指以“三加二”的形式来分组。上述的七星剑阵，一般是以茶碗摆放方式出现，而以精致的木雕饰品示人，是极为罕见的。这是香港三合会对外联络的成员的身份凭证和对外联络的一种信号标识”
还没等大家醒悟过来，技术处人又说到： “下面，请大家再注意看一下这个年轻人面前所摆的茶杯“
屏幕上，突然漂浮出一个闪动的红色圆圈，将照片中的茶杯单独圈了出来，然后飞快地放大解析，须臾间，一张清晰无瑕的茶杯照片，光亮地显示在屏幕的中央。
“这是一套青花盖碗茶杯，分为三部分，茶盖、茶碗和茶托。大家请看此人，并不象普通客人那样，喝口茶，将杯盖盖上，而是将茶盖朝外，并斜靠在茶托上。 这其实是一种古老的茶阵，是过去行走江湖的人遇到困难时，寻求外人帮助的一种暗语信号。由此，我们结合这个年轻人上述一系列的行为表现，初步判断其是对外发信号，寻找同门中人帮助。”
“好，下面请外围调查组的同志谈一下这个年轻人情况”，
电脑很快将照片上的人圈了出来，并放大在屏幕上。
“此人是名香港籍人士，现正住在新街口的金陵饭店。我们调取了其在酒店登记所用的证件信息，此人姓名郑思龙，回乡证编号为：H20123800，香港身份证号码为：B70365X，职业：文员，港澳地址一栏，填写的只有香港九龙四字 。后经我们香港那边同事核查，其人1976年出生，现年35岁，未婚，自小在香港的九龙城寨长大，为三合会中人，任依字辈。生父母情况不详 “
梁副局长侧过身体，问身边的一个年轻人：“郑思龙香港方面的资料信息，就这些？”
“是的”
“似乎太单薄了，能否让我们香港的同志再深入地调查一下？“
“难度比较大”
“为什么？”
“因为九龙城寨现在已没了“
“哦？…””
“84年时，中英双方谈判就达成了要拆除九龙城寨的协议，直到93年，香港政府出动了五千名警察，前后耗时一年，将它全部拆光了。据了解，当时为了拆除该寨，光羁押的江湖人士就达一万多人。现在那个地方，已成为一个公园，原有的住民夜早已四散八方了，因此调查的难度非常大。”
“ 那些原住民都搬到哪里去了？”
“拆迁时，登记在册的一共有9420户居民，其中51%的人搬去公共屋村，38%的人在香港、新界等地买了私房，还有11%的人，因自行解决住房，所以很难查询具体下落”
“那拆迁之时，香港政府总该保留了九龙城寨的历史档案吧？”
“经我们调查，香港政府只有当时登记拆迁补偿的记录文件，以及申请香港居民身份的档案记录，但九龙城寨的历史档案已无法查找。主要原因，就是当时拆迁时，大部分九龙城寨的人都不愿意，至于索要历史档案，更是遭到一口拒绝。因为这些原住民自大清到现在，一直是遵循的是大清律法，而不是大英法律或香港政府律法，因此英国人无权过问，更无法索要了。”
“哈哈哈…还有这么一回事”
“其实，在上世纪60年代，英国人就想废止九龙城寨的大清条例了，但遭到了九龙城寨人的一致反对，特别是一些有钱人。”
“为何富人们反对啊？”
“大家可能不知，根据大清条例，一夫多妻是合法的，也正因为此，当时香港的不少富豪…为了有三妻四妾，纷纷落户此地，以规避香港法律。”
“哈哈哈…，真是无利不起早的万恶有钱人”
“关于九龙城寨的情况，有的同志可能不了解，我在这里顺便介绍一下吧。九龙寨位于香港九龙东北部，今天的启德机场附近，面积约有2.67平方公里，始建于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依山而筑，四周筑有城墙，城宽220米，长119米，高约6米，东南西北各有一门，南门为正门，面海而立。自清朝到解放后，我国政府与香港政府以及英国，对九龙城寨都没有真正有效治理过，因此成为了东亚地区赫赫有名的三不管地带，最高峰时有居民5万多人。这里三教九流，帮派林立，赌徒妓女毒贩，更是充斥其中。追溯其历史源头，主要是因鸦片战争时，清朝政府与英国签订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中，双方只是议定了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但九龙城却不在其中，依然属于清朝管辖。从那时起，九龙城寨就成了“界中之界”，也成为了香港三合会的公开活动中心，直至1993年被拆除。这座城寨，被史学界称之为罪恶之城。由于里面的混乱状况，以及高度压抑的情调气息，仿佛在现实与虚幻间穿越轮回，诡异的魅力和独特的氛围，因此还被世界各地的一帮赛博朋克玩家们视为圣地之一”。
“哈哈哈…好了…这些暂时不谈。下面还是谈一下这个郑思龙来到咱们南京后的情况吧。”
“经我们这段时间的调查走访，发现此人来到南京后，并无什么异常现象，只是先后去过郊区的戴山、灵谷寺、朝天宫等地，似乎在寻访戴笠的故事”。
“一定要紧紧盯住，有什么情况及时汇报。好，下面请十二处的范清婉同志汇报一下所调查的情况。”，
梁副局长刚说完，又连忙补充到：“刚才我们谈的那张纸片原件，就是范清婉同志从第二历史档案馆浩如烟海的档案中找出来的，非常不容易，在此表彰一下。”
范清婉顿时感到有点脸红，站起身来，手持激光笔，指着屏幕上的黑白图片，说到：
“这是我们从二史馆提取到的。是军统的戴笠于1943年5月10日亲自签发的一份特别通行证，证件上用毛笔写着一行字：
‘ 今特派郑天柱上尉前往陕西湖北等地进行军事暗察，请沿途关卡和军政机构一律放行’
在证件的左上角，还贴着一张小一寸穿着军服的军人黑白照片。为此，我们在二史馆的大力协助下，翻阅了大量的国民党情治部门的有关历史档案，最后在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三处的人事档案中，终于找到了此人的档案资料。
其档案典藏号为144-010106-0013-025867号，档案中记载的内容具体如下：
郑天柱，男，别号：玉娃子，党证字号：军谷字第二一O一五号，入党时间：民国二十三五月三日，入党地点：湖北襄阳；出生于民国三年九月十六日，湖北襄阳人。
任职经历：民国二十年六月，广州黄埔军校第十五期步兵科毕业，从此入军中任职。民国二十八年三月，任调查统计局北平办事处中尉，民国三十二年四月，在南京总部参加受训，任上尉。民国三十五年三月被拘。
在档案中，我们还发现了一张小一寸的郑天柱身着军服的正装黑白照和一张灰白发黑的特别通行证的副本。副本上是空白的，没有填写任何内容，也未记载通行证的具体用途。后来，我们将该特别通行证的存根，与我们此前从第二历史档案馆冯文轩办公室提取的那个档案袋中的特别通行证，进行了比对，发现上面的编号是完全一致，证件签发的时间，也是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五月十日，并且证件上的照片与档案中的存根照片，也是同一个人。汇报完毕！”
话音刚落，梁副局长便连声赞好，然后略微停顿了一下，用一种深沉的语气说到：
“好！最后，我对上述这些调查情况，作一下总结，供大家思考：一，特别通行证上没有记载具体的用途，能否说明郑天柱他们去执行的是项秘密任务？如果是，那么是什么秘密任务呢？能否再从二史馆的军统档案中或通过其他途径再查找一下？二、从笔记本上记录来看，执行任务的时间，是抗战最为艰难的时候，五个人，组成特别行动组，花费巨资，又历经千辛万苦，到过湖北、西安等地，前后用了至少两年的时间，说明了什么？说明他们的任务完成难度大，或者追踪的目标和位置不确定，或者较为模糊，第三，笔记本的前后页为什么都被撕掉了？这里面到底记录了什么？为什么只留了花费的那几页？第四，档案袋中为什么夹着半张《申报》？报纸上的时间为西元1935年5月9日，可通行证上的时间却为1943年，这是为什么？其中到底表达了何种含义？第五，报纸上的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开工兴建的新闻，以及其中配发的那张黑白照片，是否有什么含意？照片中的两人，我们查了一下，分别是时任国民政府zhu席的林森，和当时的史料陈列馆设计师杨廷宝教授，此人解放后担任东南大学建筑系主任，82年去世；第六，五个人最后的去向？是否还有人健在？最后，我特别要提一下那位叫郑思龙的港客，到处去寻访戴笠墓，看来并非一般的游客，此人与上述五人中的郑天柱有没有关系？“
会场顿时陷入一片寂静。
她站在门外的走廊上，给杨之江打了个电话后，便走进会议室，寻了一个位子坐下。
甫一坐下，只见梁副局长手里拿着一本记事本，从门口风风火火走了进来。他一边向里面走，一边客套地说到：“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
梁副局长在靠近投影仪的位置坐了下来，轻声问年轻人：
“都准备好了吗？”
“都准备好了“，那个年轻人答道。
“好，我们下面就马上开始”
他将头略微向上抬了一下，向年轻人使了个眼色，年轻人马上心领神会地回应了一个“OK”手势，便点击了一下电脑键盘，墙上的投射屏幕上，顿时出现一张发黄的画面。
这时，一名技术处的人，站起身来，用激光笔点着屏幕中的画面，说到：
“大家请看，这就是上次那张照片中的原物，是范清婉警官她们从二史馆提取回来的。对于这张原物纸片，我们采用了目前最为先进的X射线分析技术等，对其的属性和来源、纸片的纤维、书写墨迹的痕量矿物质和其他元素等，进行了分析、追溯和还原，发现纸片上面的文字书写时间为明代晚期，所用的纸张为明代的谈笺。
所谓谈笺，就是荆川纸一种，为明代常州人所发明，是用竹子制成的，这种纸张，薄而略透，类似桃花纸。后来到了明崇祯年间，一位名叫谈仲和的人，对此进行了改造，将花纹印入了荆川纸中，从而开创了我国水印花纹纸张的先河，因此被命名为谈笺。谈笺这种纸张，由于是用坚白的荆川纸褙厚砑光，再用石蜡打上花草、山水、人物、鸟兽之形，故而不濡、坚滑，适于记录并长久保存。也正因为此，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原物纸片，并未发生霉变、发黑或腐烂等现象。
另外，我们在对纸片作分层分析时，发现其纹路呈螺纹状，纸张中暗淡的图案，为鹤望兰之花形，在此，更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从中还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该纸张的表层，留有一方较为模糊的印章痕迹，经X射线透视分析，印章上的字迹，由于年代久远，已完全看不清了，只有一丝微弱的印章戳盖时所遗留的凹痕，根据这些凹痕的分布情况，我们判断印章应为八个字，并且篆刻的字体可能为鸟虫体，其中一个字应为“天”字，位置序列排在第四。”
“哦？能否再说得详细点，你们是如何得出如此结论的？”，梁副局长问道，
“因为我们发现每一个字体部位的凹痕，具有部分同一性特征，比如每一个字的最后一笔，似乎都呈小鸟状之特征，故而我们高度怀疑这是一种鸟虫篆体，至于其中一个字为’天“字，是因为该字的笔画较少，并较为清晰些，容易判断。以上就是本次鉴定的全部内容，报告完毕！””
…
“好！通过上次和这次对照片的有关信息进行了鉴定分析破译，让我们对这张纸片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嘿嘿嘿…这张纸片…看来并不简单啊！由于我们目前对纸片中那首琴曲和陶弘景的那首古诗，还没有明白是何用意，故而尚须我们大家要加倍努力哦！“
梁副局长略微总结了一下，便又继续说到：” 好，我们现在先将这纸片的事，放一放，下面请技术处的同志将范清婉同志最近拍到的一张照片，也展示出来，让大家开开眼界”
屏幕上，很快出现了一幅解析度非常高清的照片。范清婉一看，正是自己那日在百年老店里用微型相机暗地拍下的照片。
“小范，经过技术处和密码处同志对这张照片进行分析破译，从中还真发现了一些问题，好，还是请技术处的同志讲一下”
话音刚落，会议室内的灯光顿时又暗了下来，刚才还变幻不停的的屏幕，此时也静止了下来。
未几，一幅清晰透彻的全景照片，犹如海啸一般扑面而来，给人以极大的视角震撼。照片色彩惊艳欲滴，立体感极强，几乎占据了整个屏幕，超高的清晰度，连照片中的饭桌缝隙处，夹杂着一丝绒毛，都能一览无遗，这令范清婉这个围棋世家出生的大家闺秀，顿时大开了眼界，并从心底由衷感叹到现代科技的惊人魅力。
很快，照片被支离的七零八落，中见的人物、器物等，不停地以平面、立体，正面、侧面等方式，在二维和三维之间切换展示着，让人有点眼花缭乱。未几，画面固定在一件木质器物上。通过光线的照耀和透视放大后，器物的表面，显得十分圆润精细，两条环线间的莲花和波浪图案，以及七个镂空圆环，美轮美奂，栩栩生辉，让人有“置身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现场，巨大的奥运五环在夜空中冉冉升腾“之感。
“大家请看，这莲花图案中，暗含着一把小巧的直尺，而旁边的水波纹图案中，同样也暗藏着一个精致的器物，是一把圆规。这些图案，都是洪门早期所用的徽标的核心内容，而直尺和圆规，也是西方共济会的一种最重要的标记。在此，我想提醒一下的是：这些符号，既是共济会的标记，也有可能是我国古代春秋时期墨家的标记，解放后，我们国家曾在新疆吐鲁番盆地考古中，发现过一幅上古时期的伏羲女娲图中，伏羲手中持着的就是直尺，而女娲持着的则是圆规。
另外，在靠近边沿处，嵌有内外两条平行的环圈，两个环圈之内，刻有微型的莲花和波浪图案，相互间隔均匀，而内圈里的中央位置，则是由七个镂空的黄豆粒般大的圆环，互为衔接着，横三纵四，呈T型排列分布。”
“能否将中间的镂空部分，再放大一些”，范清婉提议到，
”大家请看，这三角形中间的圆圈，为T型排列，横向为三，竖向表面上看为三，实际为四，圆圈形如茶杯，这一图案和排阵，我们分析，应属于古代的七星剑阵位置图，而三角形和中间的T，则是香港洪门洪顺堂的印信标记。大家都知道，洪顺堂自成立以来，就一直使用三角形作其标志。也正因为此，香港在回归前，港英政府根据该堂的标记，以及洪门的名称和旗帜，将其分支三合会的英文名，称之为Triad。
这个器物中，还沿袭了洪门传通的手语符号，洪门中有“出手不离三”之说，将五指以“三加二”的形式来分组。上述的七星剑阵，一般是以茶碗摆放方式出现，而以精致的木雕饰品示人，是极为罕见的。这是香港三合会对外联络的成员的身份凭证和对外联络的一种信号标识”
还没等大家醒悟过来，技术处人又说到： “下面，请大家再注意看一下这个年轻人面前所摆的茶杯“
屏幕上，突然漂浮出一个闪动的红色圆圈，将照片中的茶杯单独圈了出来，然后飞快地放大解析，须臾间，一张清晰无瑕的茶杯照片，光亮地显示在屏幕的中央。
“这是一套青花盖碗茶杯，分为三部分，茶盖、茶碗和茶托。大家请看此人，并不象普通客人那样，喝口茶，将杯盖盖上，而是将茶盖朝外，并斜靠在茶托上。 这其实是一种古老的茶阵，是过去行走江湖的人遇到困难时，寻求外人帮助的一种暗语信号。由此，我们结合这个年轻人上述一系列的行为表现，初步判断其是对外发信号，寻找同门中人帮助。”
“好，下面请外围调查组的同志谈一下这个年轻人情况”，
电脑很快将照片上的人圈了出来，并放大在屏幕上。
“此人是名香港籍人士，现正住在新街口的金陵饭店。我们调取了其在酒店登记所用的证件信息，此人姓名郑思龙，回乡证编号为：H20123800，香港身份证号码为：B70365X，职业：文员，港澳地址一栏，填写的只有香港九龙四字 。后经我们香港那边同事核查，其人1976年出生，现年35岁，未婚，自小在香港的九龙城寨长大，为三合会中人，任依字辈。生父母情况不详 “
梁副局长侧过身体，问身边的一个年轻人：“郑思龙香港方面的资料信息，就这些？”
“是的”
“似乎太单薄了，能否让我们香港的同志再深入地调查一下？“
“难度比较大”
“为什么？”
“因为九龙城寨现在已没了“
“哦？…””
“84年时，中英双方谈判就达成了要拆除九龙城寨的协议，直到93年，香港政府出动了五千名警察，前后耗时一年，将它全部拆光了。据了解，当时为了拆除该寨，光羁押的江湖人士就达一万多人。现在那个地方，已成为一个公园，原有的住民夜早已四散八方了，因此调查的难度非常大。”
“ 那些原住民都搬到哪里去了？”
“拆迁时，登记在册的一共有9420户居民，其中51%的人搬去公共屋村，38%的人在香港、新界等地买了私房，还有11%的人，因自行解决住房，所以很难查询具体下落”
“那拆迁之时，香港政府总该保留了九龙城寨的历史档案吧？”
“经我们调查，香港政府只有当时登记拆迁补偿的记录文件，以及申请香港居民身份的档案记录，但九龙城寨的历史档案已无法查找。主要原因，就是当时拆迁时，大部分九龙城寨的人都不愿意，至于索要历史档案，更是遭到一口拒绝。因为这些原住民自大清到现在，一直是遵循的是大清律法，而不是大英法律或香港政府律法，因此英国人无权过问，更无法索要了。”
“哈哈哈…还有这么一回事”
“其实，在上世纪60年代，英国人就想废止九龙城寨的大清条例了，但遭到了九龙城寨人的一致反对，特别是一些有钱人。”
“为何富人们反对啊？”
“大家可能不知，根据大清条例，一夫多妻是合法的，也正因为此，当时香港的不少富豪…为了有三妻四妾，纷纷落户此地，以规避香港法律。”
“哈哈哈…，真是无利不起早的万恶有钱人”
“关于九龙城寨的情况，有的同志可能不了解，我在这里顺便介绍一下吧。九龙寨位于香港九龙东北部，今天的启德机场附近，面积约有2.67平方公里，始建于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依山而筑，四周筑有城墙，城宽220米，长119米，高约6米，东南西北各有一门，南门为正门，面海而立。自清朝到解放后，我国政府与香港政府以及英国，对九龙城寨都没有真正有效治理过，因此成为了东亚地区赫赫有名的三不管地带，最高峰时有居民5万多人。这里三教九流，帮派林立，赌徒妓女毒贩，更是充斥其中。追溯其历史源头，主要是因鸦片战争时，清朝政府与英国签订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中，双方只是议定了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但九龙城却不在其中，依然属于清朝管辖。从那时起，九龙城寨就成了“界中之界”，也成为了香港三合会的公开活动中心，直至1993年被拆除。这座城寨，被史学界称之为罪恶之城。由于里面的混乱状况，以及高度压抑的情调气息，仿佛在现实与虚幻间穿越轮回，诡异的魅力和独特的氛围，因此还被世界各地的一帮赛博朋克玩家们视为圣地之一”。
“哈哈哈…好了…这些暂时不谈。下面还是谈一下这个郑思龙来到咱们南京后的情况吧。”
“经我们这段时间的调查走访，发现此人来到南京后，并无什么异常现象，只是先后去过郊区的戴山、灵谷寺、朝天宫等地，似乎在寻访戴笠的故事”。
“一定要紧紧盯住，有什么情况及时汇报。好，下面请十二处的范清婉同志汇报一下所调查的情况。”，
梁副局长刚说完，又连忙补充到：“刚才我们谈的那张纸片原件，就是范清婉同志从第二历史档案馆浩如烟海的档案中找出来的，非常不容易，在此表彰一下。”
范清婉顿时感到有点脸红，站起身来，手持激光笔，指着屏幕上的黑白图片，说到：
“这是我们从二史馆提取到的。是军统的戴笠于1943年5月10日亲自签发的一份特别通行证，证件上用毛笔写着一行字：
‘ 今特派郑天柱上尉前往陕西湖北等地进行军事暗察，请沿途关卡和军政机构一律放行’
在证件的左上角，还贴着一张小一寸穿着军服的军人黑白照片。为此，我们在二史馆的大力协助下，翻阅了大量的国民党情治部门的有关历史档案，最后在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三处的人事档案中，终于找到了此人的档案资料。
其档案典藏号为144-010106-0013-025867号，档案中记载的内容具体如下：
郑天柱，男，别号：玉娃子，党证字号：军谷字第二一O一五号，入党时间：民国二十三五月三日，入党地点：湖北襄阳；出生于民国三年九月十六日，湖北襄阳人。
任职经历：民国二十年六月，广州黄埔军校第十五期步兵科毕业，从此入军中任职。民国二十八年三月，任调查统计局北平办事处中尉，民国三十二年四月，在南京总部参加受训，任上尉。民国三十五年三月被拘。
在档案中，我们还发现了一张小一寸的郑天柱身着军服的正装黑白照和一张灰白发黑的特别通行证的副本。副本上是空白的，没有填写任何内容，也未记载通行证的具体用途。后来，我们将该特别通行证的存根，与我们此前从第二历史档案馆冯文轩办公室提取的那个档案袋中的特别通行证，进行了比对，发现上面的编号是完全一致，证件签发的时间，也是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五月十日，并且证件上的照片与档案中的存根照片，也是同一个人。汇报完毕！”
话音刚落，梁副局长便连声赞好，然后略微停顿了一下，用一种深沉的语气说到：
“好！最后，我对上述这些调查情况，作一下总结，供大家思考：一，特别通行证上没有记载具体的用途，能否说明郑天柱他们去执行的是项秘密任务？如果是，那么是什么秘密任务呢？能否再从二史馆的军统档案中或通过其他途径再查找一下？二、从笔记本上记录来看，执行任务的时间，是抗战最为艰难的时候，五个人，组成特别行动组，花费巨资，又历经千辛万苦，到过湖北、西安等地，前后用了至少两年的时间，说明了什么？说明他们的任务完成难度大，或者追踪的目标和位置不确定，或者较为模糊，第三，笔记本的前后页为什么都被撕掉了？这里面到底记录了什么？为什么只留了花费的那几页？第四，档案袋中为什么夹着半张《申报》？报纸上的时间为西元1935年5月9日，可通行证上的时间却为1943年，这是为什么？其中到底表达了何种含义？第五，报纸上的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开工兴建的新闻，以及其中配发的那张黑白照片，是否有什么含意？照片中的两人，我们查了一下，分别是时任国民政府zhu席的林森，和当时的史料陈列馆设计师杨廷宝教授，此人解放后担任东南大学建筑系主任，82年去世；第六，五个人最后的去向？是否还有人健在？最后，我特别要提一下那位叫郑思龙的港客，到处去寻访戴笠墓，看来并非一般的游客，此人与上述五人中的郑天柱有没有关系？“
会场顿时陷入一片寂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