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说衡权者，衡，平也，权，重也。衡所以任权而均物平轻重也。其道如底，以见准之正，绳之直，左旋见规，右折见矩。其在天上，佐助旋机，斟酌建指，以齐七政，故曰玉衡。……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者。
自始皇帝统一度量衡后，历朝历代都在度量方面萧规曹随，大唐自然也不例外。按照大唐的制度：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广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为龠，二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三升为大升，三斗为大斗，十大斗为斛。权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为铢，二十四铢为两，三两为大两，十六两为斤。
且延续了自汉以来重量单位命名有铢、两--二十四铢、斤--十六两、钩--三十斤、石--四钩等，以便于民间交易流通。
国子监有一个学生，叫刘三柱，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他是个贫苦出身子弟。其父也正是在乡里走街串巷的小贩，这种民间的小交易，一些人喜欢用以物易物的方式，但因为度量的问题，也时常发生口角。
刘三柱在国子监求学之余，参考了国子监中历代的度量衡样本，自己制作两个小秤。
第一种是“一钱半秤”，分度值为一厘，以钱、分、厘、毫为单位，采用十进制系统，其杆长一尺二、杆重一钱、锤重六分、盘重五分、初毫起量半钱、初毫分量一厘、初毫末量一钱半。
另一种是“一两秤”，分度值为一累，以两、铢、累、黍为单位，属于非十进制系统，其杆长一尺四、杆重一钱半、锤重六钱、盘重四钱、初毫分量五钱、初毫末量二十四铢。
两种小秤都是度量小单位的度量物，算是现在称量精度最精密的秤。而在实践的过程中，不仅民间贩卖的小重量物事需要这种秤，因度尺而求牦的计量问题，一直是工部技术的难题，有些大师并不是锻造技术有多高超，而是人家的用量计量的好，这种经验往往都是靠经验积累出来的。而一旦有了这个，便可以填补计量上的不足之处，将计量、尺寸统一起来，可以完全做到标准化生产。
李恪举了一个通俗易懂的道理，去药铺抓药，药材都在墙壁的盒子，医匠按方抓药，每一味的多少，都要靠手上的估摸。经验老道的师傅，可以抓的八九不离十，但学徒或者经验尚缺者，却总因为量的多寡，而造成药性上的差异，进而影响病人治病，更为严重的甚至可以影响药物的平衡，使之成为毒药伤及性命！
放下工部的匠作上说，因为计量的不够准确，本身就事故频发。而配发到军队的火器，屡屡因为这个原因，伤及士卒的身体，甚至性命！
再说到普通百姓，过日子精打细算，针头线脑里锱铢必较，才是过日子。不算计，手指缝太宽，日子可就没法过了！
所以，李恪认为这两种小秤，虽然是小物件，但挑的却是万金重担。东西虽小，却是解决了国家的大问题。
李恪引用了一个战国时的故事：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马者，三年不能得。..........,果然不出大臣所料.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接连有好几个人领着千里马来见国君。国君也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千里马。
大臣悬赏千金求马，而花了五百金的买一匹病马使国君达成心愿。人才就好比是千里马！现在我们经常说人才难寻，其实只要我们肯花大本钱，什么样的千里马都是能找到的。
站在班首的太尉-长孙无忌举笏言道：“陛下，老臣以为吴王引用的千金买马骨，甚合人情，也合法理。”
商鞅在秦国主持变法时，为取信于民，在南门竖立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承诺会重赏将木头搬至集市北门的人，待有一人将木头搬至北门，商鞅立刻重赏了他。徙木立信之事，可知有法而不行，不但朝廷难见信于百姓，百姓对朝廷、律法的畏惧，也会渐渐消失。
国朝要取信百姓，要用人才，要鼓励发明创造，不能光靠嘴上说说，是要有实际行动的。对刘三柱，必须予以重赏，以达到徙木立信的效果，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朝廷的诚意。
李承乾又看向高季辅：“高卿，你是言官的领袖，你觉得怎么赏，才算妥当呢？”
高季辅起身答道，赏赐无非两种，一种赏官，一种赏钱财。朝廷要树立榜样，自然两者缺一不可。而且，刘三柱是国子监的学生，本身学问就不错。高季辅认为，可以让他到工部任职，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么！至于，赏多大的官，赏多少钱财，那就是天子该决定的事，雷霆雨露，俱是天恩嘛！
李承乾点点头：“国家选用人才，不拘一格，不稳出身！说说容易，可能送到朕面前的，可就不多了！”
“赏必须得赏！这奏疏中写着，他做这两种秤的原因，是因为孝！觉得老父走街串巷已经很累了，再与人争执更是会累。”
“孝子，还这么有能力，朕是一定要赏的！封他为四门博士，朝请郎，正七品上。赏千金，缎百匹。再赐他老父马车一辆，算是朕的一点心意！”
至于，为国举贤的吴王，也得到了相应的赏赐。群臣对陛下的法理、人情兼顾的作法，很是赞同，纷纷出言，恭颂陛下圣明！
李承乾摆了摆手：“朕英不英明，得看你们下去怎么做。像刘三柱这样的人才，朝廷是多多益善，朕不吝啬官位、钱财！”
千金买马骨也好，徙木立信也罢，都不过是手段，关键是看朝廷用什么取材的制度，关键朝臣们是否有足够的心胸举贤。
人不能完全没有私心，但李承乾希望他们记住，朝廷不是白白用他们举贤的，求贤若渴，不吝赏赐，才是朝廷的态度。
自始皇帝统一度量衡后，历朝历代都在度量方面萧规曹随，大唐自然也不例外。按照大唐的制度：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广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为龠，二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三升为大升，三斗为大斗，十大斗为斛。权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为铢，二十四铢为两，三两为大两，十六两为斤。
且延续了自汉以来重量单位命名有铢、两--二十四铢、斤--十六两、钩--三十斤、石--四钩等，以便于民间交易流通。
国子监有一个学生，叫刘三柱，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他是个贫苦出身子弟。其父也正是在乡里走街串巷的小贩，这种民间的小交易，一些人喜欢用以物易物的方式，但因为度量的问题，也时常发生口角。
刘三柱在国子监求学之余，参考了国子监中历代的度量衡样本，自己制作两个小秤。
第一种是“一钱半秤”，分度值为一厘，以钱、分、厘、毫为单位，采用十进制系统，其杆长一尺二、杆重一钱、锤重六分、盘重五分、初毫起量半钱、初毫分量一厘、初毫末量一钱半。
另一种是“一两秤”，分度值为一累，以两、铢、累、黍为单位，属于非十进制系统，其杆长一尺四、杆重一钱半、锤重六钱、盘重四钱、初毫分量五钱、初毫末量二十四铢。
两种小秤都是度量小单位的度量物，算是现在称量精度最精密的秤。而在实践的过程中，不仅民间贩卖的小重量物事需要这种秤，因度尺而求牦的计量问题，一直是工部技术的难题，有些大师并不是锻造技术有多高超，而是人家的用量计量的好，这种经验往往都是靠经验积累出来的。而一旦有了这个，便可以填补计量上的不足之处，将计量、尺寸统一起来，可以完全做到标准化生产。
李恪举了一个通俗易懂的道理，去药铺抓药，药材都在墙壁的盒子，医匠按方抓药，每一味的多少，都要靠手上的估摸。经验老道的师傅，可以抓的八九不离十，但学徒或者经验尚缺者，却总因为量的多寡，而造成药性上的差异，进而影响病人治病，更为严重的甚至可以影响药物的平衡，使之成为毒药伤及性命！
放下工部的匠作上说，因为计量的不够准确，本身就事故频发。而配发到军队的火器，屡屡因为这个原因，伤及士卒的身体，甚至性命！
再说到普通百姓，过日子精打细算，针头线脑里锱铢必较，才是过日子。不算计，手指缝太宽，日子可就没法过了！
所以，李恪认为这两种小秤，虽然是小物件，但挑的却是万金重担。东西虽小，却是解决了国家的大问题。
李恪引用了一个战国时的故事：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马者，三年不能得。..........,果然不出大臣所料.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接连有好几个人领着千里马来见国君。国君也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千里马。
大臣悬赏千金求马，而花了五百金的买一匹病马使国君达成心愿。人才就好比是千里马！现在我们经常说人才难寻，其实只要我们肯花大本钱，什么样的千里马都是能找到的。
站在班首的太尉-长孙无忌举笏言道：“陛下，老臣以为吴王引用的千金买马骨，甚合人情，也合法理。”
商鞅在秦国主持变法时，为取信于民，在南门竖立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承诺会重赏将木头搬至集市北门的人，待有一人将木头搬至北门，商鞅立刻重赏了他。徙木立信之事，可知有法而不行，不但朝廷难见信于百姓，百姓对朝廷、律法的畏惧，也会渐渐消失。
国朝要取信百姓，要用人才，要鼓励发明创造，不能光靠嘴上说说，是要有实际行动的。对刘三柱，必须予以重赏，以达到徙木立信的效果，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朝廷的诚意。
李承乾又看向高季辅：“高卿，你是言官的领袖，你觉得怎么赏，才算妥当呢？”
高季辅起身答道，赏赐无非两种，一种赏官，一种赏钱财。朝廷要树立榜样，自然两者缺一不可。而且，刘三柱是国子监的学生，本身学问就不错。高季辅认为，可以让他到工部任职，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么！至于，赏多大的官，赏多少钱财，那就是天子该决定的事，雷霆雨露，俱是天恩嘛！
李承乾点点头：“国家选用人才，不拘一格，不稳出身！说说容易，可能送到朕面前的，可就不多了！”
“赏必须得赏！这奏疏中写着，他做这两种秤的原因，是因为孝！觉得老父走街串巷已经很累了，再与人争执更是会累。”
“孝子，还这么有能力，朕是一定要赏的！封他为四门博士，朝请郎，正七品上。赏千金，缎百匹。再赐他老父马车一辆，算是朕的一点心意！”
至于，为国举贤的吴王，也得到了相应的赏赐。群臣对陛下的法理、人情兼顾的作法，很是赞同，纷纷出言，恭颂陛下圣明！
李承乾摆了摆手：“朕英不英明，得看你们下去怎么做。像刘三柱这样的人才，朝廷是多多益善，朕不吝啬官位、钱财！”
千金买马骨也好，徙木立信也罢，都不过是手段，关键是看朝廷用什么取材的制度，关键朝臣们是否有足够的心胸举贤。
人不能完全没有私心，但李承乾希望他们记住，朝廷不是白白用他们举贤的，求贤若渴，不吝赏赐，才是朝廷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