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早上的，艳阳高照，周长城和万云挤了一小时的公交车，热得额头和背后全是汗，衣服都皱了，两人一下车，就在附近找了个井头，跟附近的村民要了点水，用旧手帕擦脸擦脖子，冷水敷面，再灌几口铁皮水壶里的水，这才凉爽一些。
在公交站台下了车，再往西郊农贸市集去的话，还得走一段路，今天放假，仿佛整个平水县的人都出来走动了，西郊这种远郊，也是摩肩接踵的，小小一片井字形的街道，人多得水泄不通，有些路段还得挤着走。
好不容易走到万云熟悉的那几个农贸店门前时，她看到不远处停了一辆大巴客车，车头上面放了块白色小板子，用大红色的颜料写着四个字：开往广州。
万云指着牌子，有点兴奋：“你看，是到广州的车！”
周长城也好奇地看了那辆车一眼，车子乘客坐得很满，车窗全部打开，人头攒动，车顶用绳子绑满了行李，司机和几个人在边上喝水抽烟吃东西，没有来凑农贸市场的热闹，估计外地经过的客车，暂时停在这儿休息的，也不敢放太多乘客下来，担心万一跟当地人起了冲突，走都不好走。
“哪天我们也能去广州看看就好了。”万云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憧憬。
离开万家寨的知青们写回来的信，像描述了一个新世界，充满了蛊惑，这种幻想深深地扎在了万云的心里。
尽管来信知青说的不是广州，却也是一个大城市，信里说的那个到处都是工厂，一人一张床，每个月工资甚至有两百块的世界，对于万云一个没有工作的人来说，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周长城也不过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对山外面当然也有期待和好奇心：“那我们攒点钱儿，等有长假的时候就去，到省里坐火车去！”
“我看报纸上，有些地方结婚的夫妻还会去‘蜜月旅行’，去北京去上海去广州，都是有名的大城市。”周长城略带兴奋地和万云说，这些是他在厂里读报栏上看来的。
万云的情绪也被带动起来：“那咱们多多攒钱，等攒够了，先去广州，再去其他地方。”
说起来，他们也是新婚夫妻呢！
“好，去广州，还能看看桂老师！”周长城不由拉着万云的手，跟她一同神往起来。
“桂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万云又问，又觉得周长城厉害，竟能认识住在大城市的人。
周长城还是那句话：“这件事，真是说来话长。”想想万云已经是自己人了，两人夜里关了灯，什么肉麻的话都说得，何况跟桂春生老师的事也不算什么秘密，早晚要说一下的，不如现在讲了。
“桂老师，原本是叫桂裴华，是下放到周家庄的知识分子，后来平反了，他自己就给自己改名叫桂春生。”周长城说起这个六年没见的老师，也有些陌生了。
“我们那儿有十几个下乡的知青，但没有下放的臭老九。”万云也想起那几个大城市来的知青们，有男有女，“七九年后，他们全都走了，一个没留下。”
周长城说：“本来平水县也不是他们的家乡，政策放开了，他们就回家了。”
万云也跟着同意，谁都想在自己家，她不也一样，希望和周长城有个自己的房子吗？
“桂老师这个人，命运比较波折。”周长城和万云也不急着去农贸商店买东西，于是找块干净的空地坐下来吃点自己带来的花生，现在店里都是人，嗡嗡嗡的，他们不着急赶回去，就懒得去人挤人。
“他原本是教大学生的老师，七零年被打成黑九类，最开始只是在他们当地的街道扫大街，”周长城对桂老师的来历知晓一些，了解得又不是那么具体，只能模糊地跟万云讲一讲，“除了他本人是知识分子，桂老师家在解放前应该是地主，我听人说他是地主的后代。广东那边有下南洋淘金的习惯，他好多近亲在国外都没回来。”
“桂老师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七零年的时候十七岁，被当地安排到内蒙去插队了，在当地待了四年，谁知七四年冬天他跟着另外几个人扒着运煤的火车，一路南下，穿过铁丝网，逃到香港去了。这件事一传到当地的革委会，桂老师夫妇就被严加看管起来了。”
“革委会的人把他们夫妻关押起来审问了一个月，也没从他们嘴里问出有用的信息来，没有办法，也就把他们夫妇释放了。可放出来后，处境反而变得更差，子债父偿，原本还能待在城市的桂老师夫妇和小儿子，受大儿子拖累，得被继续下放，往更偏远的地方去。”
“最开始，桂老师和妻子儿子是一起被下放到粤北一个山村里的，桂老师不服气，出发前写信给当地领导申诉，说这是迫害，要求再次彻查，还他们清白，但每一封信从他那里递出去都要被审查一遍，桂老师的申诉信被拦下，被革委会的人知道，就看他更不顺眼了。除了地主成分，儿子逃港，他有不少亲戚都在海外，涉嫌重大的海外关系。于是本来要去粤北的他，因为这封信的缘故，最后只能跟家人分开，就被下放到了我们周家庄，离家远远的不说，还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举目无亲。”
听别人的人生，跟听故事似的，有种隔靴搔痒的茫然。
八十年代后，不少地富反坏右被平反了，从坏份子变成了要团结的一部分力量，加上百万下乡知青返城，市面上出现了不少伤痕文学，说的就是□□十年上山下乡的事。
万云不上班，万雪担心她一个人在家无聊，给了不少故事类的杂志给她看，有些是民间传奇的故事，也有不少是知青下乡期间发生的事，她这几天倒是看过几个。
“那他是怎么跟你认识的？”万云问。
“桂老师原来是个大学老师，下放的时候，因为怕村民们不知道他的来路，被他语言挑拨，引起人民矛盾，所以他的档案一开始就是公开的。我们周家庄的村支书上过中学，是个尊师重道的人，对有本事教大学生的桂老师很是尊敬，他刚到我们庄上的时候，红袖章们来的不算频繁，只是把人放到我们那儿，支书伯伯还给桂老师在知青点边上弄了个小土屋，他就跟知青们一起干活挣工分领粮食。”周长城慢慢回忆着当年的事情。
“七五年我十岁，记得是刚过完年不久，跟同村的小孩儿在村口玩儿，忽然来了一队戴红袖章的人，说要从严处理桂老师的问题！”周长城的脸色有点严肃，显然对那一次的记忆印象很深刻，“他们说，桂老师下放到粤北的家人也逃跑了，但是没人知道他们逃到哪里去了，革委会的人怀疑跟他大儿子一样，也逃到香港去了。”
“于是那一阵子，桂老师不能住小土屋了，戴红袖章的那几个人把他的东西都拿走，只剩下两件衣服，让他搬到我们庄上的牛棚里去。后来时不时还要被压出来做检讨，满村子去游行。”
周长城的手握成一个拳头放在嘴巴前，有些不忍回想，除了桂老师，他们村还有其他下放的地主后代，知青也有二十来个，不过都没有像桂老师这样凄凉，三天五头都要被拉出来批斗树典型。
跟桂老师没有交情之前，周长城和周家庄其他这种半大的孩子一到游行的夜晚就很兴奋，拿着跟棍子跟在红袖章后头乱窜，唱着当年的歌曲，嚷着要打倒一切。
“我们庄上有三头牛，在山脚下有个牛棚，桂老师就在牛棚边上搭了个三角草棚子，庄上给他安排清理牛棚的活儿。”周长城喝口水，继续说，“这种安排，村支书也没办法，只让他打扫牛棚，其他的农活就没给他安排了，主要是红袖章们来得太勤快了，想让桂老师喘口气都不行。”
万云看着周长城那张深邃的脸，端然肃穆，想来是对桂老师的惨状抱了很大同情的。
“庄上的牛每天都要赶到山上去吃草，这个活儿不算重，村里安排给我们几个十来岁的孩子，也算三个公分。那天刚好轮到我，出门前，奶奶给了我一根煮熟的红薯，让我放牛的时候饿了吃，我拿着红薯，就兴冲冲跑到牛棚去牵牛出来吃草了。”
周长城想起第一次和桂春生说话的情境。
当时他爸妈和爷爷奶奶都在，家里只有周长城一个小孩，大人们都疼着他，有点多余的粮食全都先紧着他。
后面亲人陆续病逝，他成了周家庄的孤魂野鬼，吃了几年苦，可细细分说起来，他的童年是充满了温情的。
周家庄的牛有三头，一次要去两个孩子，可那天，本该和他一起的小伙伴从树上跳下来弄伤了脚，赤脚医生给夹了竹板子，出不了门，他就一个人拿着奶奶给的红薯去了牛棚，反正只是把牛赶上山，牛吃饱了，再赶回牛棚里，这些是他做惯了的事，且都是性情温顺的老牛，大人们都还算放心。
到牛棚的时候，周长城跟往常一样骑在一头青牛的牛背上，拿着路上折的小竹鞭赶另外两头牛。
这时住在牛棚边上的桂老师虚弱地站起来，扶着牛棚的竹竿，蓬头垢面，嘴唇发白，脸色有不正常的红晕，小声地问他：“小孩，你的红薯能不能分我一半？”
周长城当然紧着粮食，把红薯放在胸前，生怕这老头要抢他的食物。
可桂春生当时根本没有力气，连抬眼都觉得累，见这小孩手上有点吃的，才爬起来问一问，他想，若是今天一点米粮都不进，那就干脆死在这里好了。
周长城对这个老头不陌生，红袖章一来周家庄，就要把他压出去游行，他们一帮小孩跟在后头看热闹，都说他是大坏蛋，可是周长城看这老头来到庄上这么久了，除了干活扫牛棚，也没干什么坏事，现在看他又一副随时要倒下的模样，向来被家里人善待的小少年就有点心软，但是一整根红薯给出去，他舍不得，就掰了半根下来，递给桂春生，也不说话，不敢和他说话。
桂春生接过周长城的半根红薯，狼吞虎咽吃起来。
“你饿了？”周长城看他吃得急，从牛背上滑下来，也没有不能跟坏分子说话的忌讳，抬着头看着这个落魄狼狈的大人，没那么怕了，原来坏蛋也会饿。
桂春生饿狠了，吃红薯噎住，直咳嗽，周长城赶紧摘了片大叶子，围成一个斗状，就着山上流下来的山泉水，接满了，拿过来给他喝。
桂春生喝了水，终于把那几口红薯完全吞咽下去，咳得眼睛发红，不知是中暑还是感冒，从昨天起，他就头重脚轻，全身发烫，没有食物，滴水未进，已经烧了一夜了。
“你这半根，能不能也给我吃？”桂春生喝了水，又盯着周长城。
周长城有点为难，他也有饿的时候，半夜都会饿醒呢，就想摇头，但是桂春生双眼直勾勾地盯住那半截红薯，可怜又悲惨的表情，还是让他的怜悯心动摇了，把剩余的半根红薯递给他，一双眼睛盯住眼前憔悴的男人：“你以后，一定要还给我！”
“还！”桂春生几乎是把周长城的红薯抢过来的，又是三两口嚼下去，还让周长城再给他接水。
周长城接了水，递给他，再三让他保证，一定要还这根红薯。
桂春生吃了一根红薯，总算把那点穷凶恶极的饥饿感给压了一点下去，还是面无表情，肚子像个无底洞，填什么进去都没有动静，声音发虚：“小孩儿，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周长城，是万里长城的长城。”周长城对自己的名字是很自豪的。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粱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灾殃。
这是周长城的爷爷给取的名字，他们世代是农民，看天吃饭，逃过荒，躲过战乱，从北边跑到周家庄，只想时和岁丰，稻花香，鱼米足，家里人团团圆圆地在一起。
“好，我记住了，等我有了红薯，就还给你。”桂春生的嗓音嘶哑，瘦得脸颊骨头凸出，眼窝凹陷，让人看不出他原来的五官。
周长城得了保证，这才赶着牛上山。
因为今天只有他一个人去放牛，牛走远了，他人小，步子不大，跑去把三头牛牵回来，回家就晚了，奶奶担心他，上山找他去，还给他带了个新做的艾草糍粑。
周长城骑着牛，回到半途，见到奶奶，滑下来，两口就把糍粑吞下去了。
奶奶慈爱地摸着孙子的脑袋：“下午吃了红薯还饿吗？”
“没吃，给了牛棚的那个坏蛋。”周长城就把下午桂春生开口借他红薯的事说了。
周奶奶刚开始以为桂春生这个大人抢了孙子的红薯，饥寒起盗心，火气都要上来，现在的粮食多金贵，一个大人竟敢抢小孩的红薯，也忒不要脸，正要找他算账，又听说是借的，还有点不信，孙子又说这坏蛋的脸很红，手好烫，跟着火一样，说话都发抖。
周奶奶心里的火就消了些，心想这人大概是中暑，又饿惨了。
周家庄和平水县一样，四处是山，到了夏天，早晚温差大，中午热得发昏，早晨又冷得发抖，桂春生连被子都被收走了，这种从城里来的瘦弱书生，倒下也不奇怪。
祖孙俩儿把三头牛赶回牛棚里去的时候，桂春生还躺在床上起不来，听到牛归位的哞哞声，这才勉强睁开一丝眼睛，模模糊糊，看到两个一高一矮的人影，恍然间以为是他的妻儿来接他了，不禁苦泪长流。
周长城的爷爷奶奶是当初跟着长辈一起逃荒过来，四十年前落脚在周家庄，因此周奶奶对挨饿有刻在骨子里的深刻印象，她胆子也大，上前去“哎”了两声，想问他什么时候能还孙子的那根红薯。
桂春生烧得人都迷糊了，身边无人照料，前面的人生更是惨淡无边，只想这一烧，把自己烧死了，好赶紧解脱。
周奶奶看桂春生病得起不来，这才发现严重性，摸一摸他的额头，被烫得缩回手，让周长城赶紧去叫村支书，自己也在周边采了两把退烧的草药叶子，接了山泉水，生火给他烧土药喝。
村支书来了之后，也不敢大张旗鼓让桂春生搬走，就小声嘱咐拿了两斤粮食过来，又让周奶奶帮忙看顾两天，等退烧就不用管他了。
红袖章的人说桂春生是牛鬼蛇神，要打倒他。可这也是一条人命，何况周家庄的人和桂春生无冤无仇的，总是不落忍的。
周奶奶见过饿死病死的人，也见过在绝境中挣扎求生的人，在她的心里，只要有一点希望，就要好好活着，她和老伴儿常常在私下说，现在不打仗又没有饥荒，太平年月的，有些人不好好种田收粮食，三天两头搞不能吃的游行，把这些好端端的后生劳动力折磨成这样，真是作孽！
村支书这么一叮嘱，周奶奶立即就把烧好的草药让桂春生喝下，到了夜里，还带着孙子送了两个艾草糍粑和一个粗米饼过来。
桂春生好了之后，单独遇到周长城时，给了他一支钢笔，声音总算是实沉了点：“小孩，我没粮食还给你们家，这支笔还值点钱，你们拿去，看能不能换点吃的。”
周长城不知道这支钢笔的价值，只想让眼前的小老头儿还他红薯和糍粑，不过他也知道，桂春生肯定是拿不出吃的，他自己都饿成皮包骨了，只好接了这支钢笔，回去拿给家里大人。
周家往上数几代人都是农民，哪里认识什么钢笔水笔，一家几口看着这支钢笔，也估不准价钱，有些犯难。
周爷爷和周长城的爸爸趁着跟大部队一起去县里交公粮的时候，拿了钢笔摸到黑市换米，那米贩子看了眼上面一行不认识的字母也摸不准，又给了另一个瞧着有点见识的大哥看，那大哥认出是万宝龙的，还有八成新，立即收了，给周爷爷他们拿了二十斤白米和十斤籼米粉。
周家人都惊呆了，一支钢笔竟然能换来这么多粮食，藏着掖着谁也不敢告诉，飘飘然地回了周家庄。
后来趁着夜色黑下去，周家人又把换来的白米和米粉各分了一半给桂春生，告诉他这是用钢笔换来的，他们家收一半，当是还了前阵子给他拿过来的吃食。
桂老师从周家两老手里接过白米和米粉，有种哭笑不得的情愫，他那值几百块的钢笔，到了这里就只能换十斤粮米，但不管怎么说，这些东西也够他撑一阵子的了。
往黑暗处想，周家人若不是什么实诚人，怕是连这一半的东西都不会分给他，管他饿死。
“你要是饿了，就找这些野菜和山果子吃。”周长城有时候也会到牛棚去找这个灰头土脸的小老头，帮他一起抬抬牛粪，带着他上山找吃的，周家庄的附近的山都被这一老一小给爬遍了。
小小少年的周长城觉得桂春生实在可怜，比爷爷奶奶说的逃荒人还要悲惨，周家庄最穷的寡妇家里都有两间黄泥屋和自留地，支书伯伯说他是受人尊敬的老师，现在竟然要住茅草屋，种菜也种不活，比他们这种半大的小子还没用。
有些地方对桂春生这种下放的黑九类实行严厉的隔离，不允许当地的村民和他们接触，公社给他们派最脏最累人的活儿，但周家庄没有这个情况，只要红袖章不来，村支书和其他村干部隔几日就去看看，帮着收拾收拾牛棚，自从那次他发烧后，也没再让他缺粮食，村里人和桂春生说话，也都随他们去。
周长城一家因为和桂春生有着钢笔和粮食的情谊，走得又更近一些，过年的时候，周家两老还会让周长城给桂老师端一碗菜。桂老师感激周家人的关照，又觉得周长城机灵善良，就拿了木棍教他认字，他那手字的基础，就是在牛棚前的一个小土堆上打下的。
若不是周家庄村民的善待，桂春生怕是熬不到平反的那一年。
在公交站台下了车，再往西郊农贸市集去的话，还得走一段路，今天放假，仿佛整个平水县的人都出来走动了，西郊这种远郊，也是摩肩接踵的，小小一片井字形的街道，人多得水泄不通，有些路段还得挤着走。
好不容易走到万云熟悉的那几个农贸店门前时，她看到不远处停了一辆大巴客车，车头上面放了块白色小板子，用大红色的颜料写着四个字：开往广州。
万云指着牌子，有点兴奋：“你看，是到广州的车！”
周长城也好奇地看了那辆车一眼，车子乘客坐得很满，车窗全部打开，人头攒动，车顶用绳子绑满了行李，司机和几个人在边上喝水抽烟吃东西，没有来凑农贸市场的热闹，估计外地经过的客车，暂时停在这儿休息的，也不敢放太多乘客下来，担心万一跟当地人起了冲突，走都不好走。
“哪天我们也能去广州看看就好了。”万云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憧憬。
离开万家寨的知青们写回来的信，像描述了一个新世界，充满了蛊惑，这种幻想深深地扎在了万云的心里。
尽管来信知青说的不是广州，却也是一个大城市，信里说的那个到处都是工厂，一人一张床，每个月工资甚至有两百块的世界，对于万云一个没有工作的人来说，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周长城也不过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对山外面当然也有期待和好奇心：“那我们攒点钱儿，等有长假的时候就去，到省里坐火车去！”
“我看报纸上，有些地方结婚的夫妻还会去‘蜜月旅行’，去北京去上海去广州，都是有名的大城市。”周长城略带兴奋地和万云说，这些是他在厂里读报栏上看来的。
万云的情绪也被带动起来：“那咱们多多攒钱，等攒够了，先去广州，再去其他地方。”
说起来，他们也是新婚夫妻呢！
“好，去广州，还能看看桂老师！”周长城不由拉着万云的手，跟她一同神往起来。
“桂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万云又问，又觉得周长城厉害，竟能认识住在大城市的人。
周长城还是那句话：“这件事，真是说来话长。”想想万云已经是自己人了，两人夜里关了灯，什么肉麻的话都说得，何况跟桂春生老师的事也不算什么秘密，早晚要说一下的，不如现在讲了。
“桂老师，原本是叫桂裴华，是下放到周家庄的知识分子，后来平反了，他自己就给自己改名叫桂春生。”周长城说起这个六年没见的老师，也有些陌生了。
“我们那儿有十几个下乡的知青，但没有下放的臭老九。”万云也想起那几个大城市来的知青们，有男有女，“七九年后，他们全都走了，一个没留下。”
周长城说：“本来平水县也不是他们的家乡，政策放开了，他们就回家了。”
万云也跟着同意，谁都想在自己家，她不也一样，希望和周长城有个自己的房子吗？
“桂老师这个人，命运比较波折。”周长城和万云也不急着去农贸商店买东西，于是找块干净的空地坐下来吃点自己带来的花生，现在店里都是人，嗡嗡嗡的，他们不着急赶回去，就懒得去人挤人。
“他原本是教大学生的老师，七零年被打成黑九类，最开始只是在他们当地的街道扫大街，”周长城对桂老师的来历知晓一些，了解得又不是那么具体，只能模糊地跟万云讲一讲，“除了他本人是知识分子，桂老师家在解放前应该是地主，我听人说他是地主的后代。广东那边有下南洋淘金的习惯，他好多近亲在国外都没回来。”
“桂老师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七零年的时候十七岁，被当地安排到内蒙去插队了，在当地待了四年，谁知七四年冬天他跟着另外几个人扒着运煤的火车，一路南下，穿过铁丝网，逃到香港去了。这件事一传到当地的革委会，桂老师夫妇就被严加看管起来了。”
“革委会的人把他们夫妻关押起来审问了一个月，也没从他们嘴里问出有用的信息来，没有办法，也就把他们夫妇释放了。可放出来后，处境反而变得更差，子债父偿，原本还能待在城市的桂老师夫妇和小儿子，受大儿子拖累，得被继续下放，往更偏远的地方去。”
“最开始，桂老师和妻子儿子是一起被下放到粤北一个山村里的，桂老师不服气，出发前写信给当地领导申诉，说这是迫害，要求再次彻查，还他们清白，但每一封信从他那里递出去都要被审查一遍，桂老师的申诉信被拦下，被革委会的人知道，就看他更不顺眼了。除了地主成分，儿子逃港，他有不少亲戚都在海外，涉嫌重大的海外关系。于是本来要去粤北的他，因为这封信的缘故，最后只能跟家人分开，就被下放到了我们周家庄，离家远远的不说，还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举目无亲。”
听别人的人生，跟听故事似的，有种隔靴搔痒的茫然。
八十年代后，不少地富反坏右被平反了，从坏份子变成了要团结的一部分力量，加上百万下乡知青返城，市面上出现了不少伤痕文学，说的就是□□十年上山下乡的事。
万云不上班，万雪担心她一个人在家无聊，给了不少故事类的杂志给她看，有些是民间传奇的故事，也有不少是知青下乡期间发生的事，她这几天倒是看过几个。
“那他是怎么跟你认识的？”万云问。
“桂老师原来是个大学老师，下放的时候，因为怕村民们不知道他的来路，被他语言挑拨，引起人民矛盾，所以他的档案一开始就是公开的。我们周家庄的村支书上过中学，是个尊师重道的人，对有本事教大学生的桂老师很是尊敬，他刚到我们庄上的时候，红袖章们来的不算频繁，只是把人放到我们那儿，支书伯伯还给桂老师在知青点边上弄了个小土屋，他就跟知青们一起干活挣工分领粮食。”周长城慢慢回忆着当年的事情。
“七五年我十岁，记得是刚过完年不久，跟同村的小孩儿在村口玩儿，忽然来了一队戴红袖章的人，说要从严处理桂老师的问题！”周长城的脸色有点严肃，显然对那一次的记忆印象很深刻，“他们说，桂老师下放到粤北的家人也逃跑了，但是没人知道他们逃到哪里去了，革委会的人怀疑跟他大儿子一样，也逃到香港去了。”
“于是那一阵子，桂老师不能住小土屋了，戴红袖章的那几个人把他的东西都拿走，只剩下两件衣服，让他搬到我们庄上的牛棚里去。后来时不时还要被压出来做检讨，满村子去游行。”
周长城的手握成一个拳头放在嘴巴前，有些不忍回想，除了桂老师，他们村还有其他下放的地主后代，知青也有二十来个，不过都没有像桂老师这样凄凉，三天五头都要被拉出来批斗树典型。
跟桂老师没有交情之前，周长城和周家庄其他这种半大的孩子一到游行的夜晚就很兴奋，拿着跟棍子跟在红袖章后头乱窜，唱着当年的歌曲，嚷着要打倒一切。
“我们庄上有三头牛，在山脚下有个牛棚，桂老师就在牛棚边上搭了个三角草棚子，庄上给他安排清理牛棚的活儿。”周长城喝口水，继续说，“这种安排，村支书也没办法，只让他打扫牛棚，其他的农活就没给他安排了，主要是红袖章们来得太勤快了，想让桂老师喘口气都不行。”
万云看着周长城那张深邃的脸，端然肃穆，想来是对桂老师的惨状抱了很大同情的。
“庄上的牛每天都要赶到山上去吃草，这个活儿不算重，村里安排给我们几个十来岁的孩子，也算三个公分。那天刚好轮到我，出门前，奶奶给了我一根煮熟的红薯，让我放牛的时候饿了吃，我拿着红薯，就兴冲冲跑到牛棚去牵牛出来吃草了。”
周长城想起第一次和桂春生说话的情境。
当时他爸妈和爷爷奶奶都在，家里只有周长城一个小孩，大人们都疼着他，有点多余的粮食全都先紧着他。
后面亲人陆续病逝，他成了周家庄的孤魂野鬼，吃了几年苦，可细细分说起来，他的童年是充满了温情的。
周家庄的牛有三头，一次要去两个孩子，可那天，本该和他一起的小伙伴从树上跳下来弄伤了脚，赤脚医生给夹了竹板子，出不了门，他就一个人拿着奶奶给的红薯去了牛棚，反正只是把牛赶上山，牛吃饱了，再赶回牛棚里，这些是他做惯了的事，且都是性情温顺的老牛，大人们都还算放心。
到牛棚的时候，周长城跟往常一样骑在一头青牛的牛背上，拿着路上折的小竹鞭赶另外两头牛。
这时住在牛棚边上的桂老师虚弱地站起来，扶着牛棚的竹竿，蓬头垢面，嘴唇发白，脸色有不正常的红晕，小声地问他：“小孩，你的红薯能不能分我一半？”
周长城当然紧着粮食，把红薯放在胸前，生怕这老头要抢他的食物。
可桂春生当时根本没有力气，连抬眼都觉得累，见这小孩手上有点吃的，才爬起来问一问，他想，若是今天一点米粮都不进，那就干脆死在这里好了。
周长城对这个老头不陌生，红袖章一来周家庄，就要把他压出去游行，他们一帮小孩跟在后头看热闹，都说他是大坏蛋，可是周长城看这老头来到庄上这么久了，除了干活扫牛棚，也没干什么坏事，现在看他又一副随时要倒下的模样，向来被家里人善待的小少年就有点心软，但是一整根红薯给出去，他舍不得，就掰了半根下来，递给桂春生，也不说话，不敢和他说话。
桂春生接过周长城的半根红薯，狼吞虎咽吃起来。
“你饿了？”周长城看他吃得急，从牛背上滑下来，也没有不能跟坏分子说话的忌讳，抬着头看着这个落魄狼狈的大人，没那么怕了，原来坏蛋也会饿。
桂春生饿狠了，吃红薯噎住，直咳嗽，周长城赶紧摘了片大叶子，围成一个斗状，就着山上流下来的山泉水，接满了，拿过来给他喝。
桂春生喝了水，终于把那几口红薯完全吞咽下去，咳得眼睛发红，不知是中暑还是感冒，从昨天起，他就头重脚轻，全身发烫，没有食物，滴水未进，已经烧了一夜了。
“你这半根，能不能也给我吃？”桂春生喝了水，又盯着周长城。
周长城有点为难，他也有饿的时候，半夜都会饿醒呢，就想摇头，但是桂春生双眼直勾勾地盯住那半截红薯，可怜又悲惨的表情，还是让他的怜悯心动摇了，把剩余的半根红薯递给他，一双眼睛盯住眼前憔悴的男人：“你以后，一定要还给我！”
“还！”桂春生几乎是把周长城的红薯抢过来的，又是三两口嚼下去，还让周长城再给他接水。
周长城接了水，递给他，再三让他保证，一定要还这根红薯。
桂春生吃了一根红薯，总算把那点穷凶恶极的饥饿感给压了一点下去，还是面无表情，肚子像个无底洞，填什么进去都没有动静，声音发虚：“小孩儿，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周长城，是万里长城的长城。”周长城对自己的名字是很自豪的。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粱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灾殃。
这是周长城的爷爷给取的名字，他们世代是农民，看天吃饭，逃过荒，躲过战乱，从北边跑到周家庄，只想时和岁丰，稻花香，鱼米足，家里人团团圆圆地在一起。
“好，我记住了，等我有了红薯，就还给你。”桂春生的嗓音嘶哑，瘦得脸颊骨头凸出，眼窝凹陷，让人看不出他原来的五官。
周长城得了保证，这才赶着牛上山。
因为今天只有他一个人去放牛，牛走远了，他人小，步子不大，跑去把三头牛牵回来，回家就晚了，奶奶担心他，上山找他去，还给他带了个新做的艾草糍粑。
周长城骑着牛，回到半途，见到奶奶，滑下来，两口就把糍粑吞下去了。
奶奶慈爱地摸着孙子的脑袋：“下午吃了红薯还饿吗？”
“没吃，给了牛棚的那个坏蛋。”周长城就把下午桂春生开口借他红薯的事说了。
周奶奶刚开始以为桂春生这个大人抢了孙子的红薯，饥寒起盗心，火气都要上来，现在的粮食多金贵，一个大人竟敢抢小孩的红薯，也忒不要脸，正要找他算账，又听说是借的，还有点不信，孙子又说这坏蛋的脸很红，手好烫，跟着火一样，说话都发抖。
周奶奶心里的火就消了些，心想这人大概是中暑，又饿惨了。
周家庄和平水县一样，四处是山，到了夏天，早晚温差大，中午热得发昏，早晨又冷得发抖，桂春生连被子都被收走了，这种从城里来的瘦弱书生，倒下也不奇怪。
祖孙俩儿把三头牛赶回牛棚里去的时候，桂春生还躺在床上起不来，听到牛归位的哞哞声，这才勉强睁开一丝眼睛，模模糊糊，看到两个一高一矮的人影，恍然间以为是他的妻儿来接他了，不禁苦泪长流。
周长城的爷爷奶奶是当初跟着长辈一起逃荒过来，四十年前落脚在周家庄，因此周奶奶对挨饿有刻在骨子里的深刻印象，她胆子也大，上前去“哎”了两声，想问他什么时候能还孙子的那根红薯。
桂春生烧得人都迷糊了，身边无人照料，前面的人生更是惨淡无边，只想这一烧，把自己烧死了，好赶紧解脱。
周奶奶看桂春生病得起不来，这才发现严重性，摸一摸他的额头，被烫得缩回手，让周长城赶紧去叫村支书，自己也在周边采了两把退烧的草药叶子，接了山泉水，生火给他烧土药喝。
村支书来了之后，也不敢大张旗鼓让桂春生搬走，就小声嘱咐拿了两斤粮食过来，又让周奶奶帮忙看顾两天，等退烧就不用管他了。
红袖章的人说桂春生是牛鬼蛇神，要打倒他。可这也是一条人命，何况周家庄的人和桂春生无冤无仇的，总是不落忍的。
周奶奶见过饿死病死的人，也见过在绝境中挣扎求生的人，在她的心里，只要有一点希望，就要好好活着，她和老伴儿常常在私下说，现在不打仗又没有饥荒，太平年月的，有些人不好好种田收粮食，三天两头搞不能吃的游行，把这些好端端的后生劳动力折磨成这样，真是作孽！
村支书这么一叮嘱，周奶奶立即就把烧好的草药让桂春生喝下，到了夜里，还带着孙子送了两个艾草糍粑和一个粗米饼过来。
桂春生好了之后，单独遇到周长城时，给了他一支钢笔，声音总算是实沉了点：“小孩，我没粮食还给你们家，这支笔还值点钱，你们拿去，看能不能换点吃的。”
周长城不知道这支钢笔的价值，只想让眼前的小老头儿还他红薯和糍粑，不过他也知道，桂春生肯定是拿不出吃的，他自己都饿成皮包骨了，只好接了这支钢笔，回去拿给家里大人。
周家往上数几代人都是农民，哪里认识什么钢笔水笔，一家几口看着这支钢笔，也估不准价钱，有些犯难。
周爷爷和周长城的爸爸趁着跟大部队一起去县里交公粮的时候，拿了钢笔摸到黑市换米，那米贩子看了眼上面一行不认识的字母也摸不准，又给了另一个瞧着有点见识的大哥看，那大哥认出是万宝龙的，还有八成新，立即收了，给周爷爷他们拿了二十斤白米和十斤籼米粉。
周家人都惊呆了，一支钢笔竟然能换来这么多粮食，藏着掖着谁也不敢告诉，飘飘然地回了周家庄。
后来趁着夜色黑下去，周家人又把换来的白米和米粉各分了一半给桂春生，告诉他这是用钢笔换来的，他们家收一半，当是还了前阵子给他拿过来的吃食。
桂老师从周家两老手里接过白米和米粉，有种哭笑不得的情愫，他那值几百块的钢笔，到了这里就只能换十斤粮米，但不管怎么说，这些东西也够他撑一阵子的了。
往黑暗处想，周家人若不是什么实诚人，怕是连这一半的东西都不会分给他，管他饿死。
“你要是饿了，就找这些野菜和山果子吃。”周长城有时候也会到牛棚去找这个灰头土脸的小老头，帮他一起抬抬牛粪，带着他上山找吃的，周家庄的附近的山都被这一老一小给爬遍了。
小小少年的周长城觉得桂春生实在可怜，比爷爷奶奶说的逃荒人还要悲惨，周家庄最穷的寡妇家里都有两间黄泥屋和自留地，支书伯伯说他是受人尊敬的老师，现在竟然要住茅草屋，种菜也种不活，比他们这种半大的小子还没用。
有些地方对桂春生这种下放的黑九类实行严厉的隔离，不允许当地的村民和他们接触，公社给他们派最脏最累人的活儿，但周家庄没有这个情况，只要红袖章不来，村支书和其他村干部隔几日就去看看，帮着收拾收拾牛棚，自从那次他发烧后，也没再让他缺粮食，村里人和桂春生说话，也都随他们去。
周长城一家因为和桂春生有着钢笔和粮食的情谊，走得又更近一些，过年的时候，周家两老还会让周长城给桂老师端一碗菜。桂老师感激周家人的关照，又觉得周长城机灵善良，就拿了木棍教他认字，他那手字的基础，就是在牛棚前的一个小土堆上打下的。
若不是周家庄村民的善待，桂春生怕是熬不到平反的那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