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早上的,艳阳高照,周长城和万云挤了一小时的公交车,热得额头和背后全是汗,衣服都皱了,两人一下车,就在附近找了个井头,跟附近的村民要了点水,用旧手帕擦脸擦脖子,冷水敷面,再灌几口铁皮水壶里的水,这才凉爽一些。

    在公交站台下了车,再往西郊农贸市集去的话,还得走一段路,今天放假,仿佛整个平水县的人都出来走动了,西郊这种远郊,也是摩肩接踵的,小小一片井字形的街道,人多得水泄不通,有些路段还得挤着走。

    好不容易走到万云熟悉的那几个农贸店门前时,她看到不远处停了一辆大巴客车,车头上面放了块白色小板子,用大红色的颜料写着四个字:开往广州。

    万云指着牌子,有点兴奋:“你看,是到广州的车!”

    周长城也好奇地看了那辆车一眼,车子乘客坐得很满,车窗全部打开,人头攒动,车顶用绳子绑满了行李,司机和几个人在边上喝水抽烟吃东西,没有来凑农贸市场的热闹,估计外地经过的客车,暂时停在这儿休息的,也不敢放太多乘客下来,担心万一跟当地人起了冲突,走都不好走。

    “哪天我们也能去广州看看就好了。”万云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憧憬。

    离开万家寨的知青们写回来的信,像描述了一个新世界,充满了蛊惑,这种幻想深深地扎在了万云的心里。

    尽管来信知青说的不是广州,却也是一个大城市,信里说的那个到处都是工厂,一人一张床,每个月工资甚至有两百块的世界,对于万云一个没有工作的人来说,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周长城也不过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对山外面当然也有期待和好奇心:“那我们攒点钱儿,等有长假的时候就去,到省里坐火车去!”

    “我看报纸上,有些地方结婚的夫妻还会去‘蜜月旅行’,去北京去上海去广州,都是有名的大城市。”周长城略带兴奋地和万云说,这些是他在厂里读报栏上看来的。

    万云的情绪也被带动起来:“那咱们多多攒钱,等攒够了,先去广州,再去其他地方。”

    说起来,他们也是新婚夫妻呢!

    “好,去广州,还能看看桂老师!”周长城不由拉着万云的手,跟她一同神往起来。

    “桂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万云又问,又觉得周长城厉害,竟能认识住在大城市的人。

    周长城还是那句话:“这件事,真是说来话长。”想想万云已经是自己人了,两人夜里关了灯,什么肉麻的话都说得,何况跟桂春生老师的事也不算什么秘密,早晚要说一下的,不如现在讲了。

    “桂老师,原本是叫桂裴华,是下放到周家庄的知识分子,后来平反了,他自己就给自己改名叫桂春生。”周长城说起这个六年没见的老师,也有些陌生了。

    “我们那儿有十几个下乡的知青,但没有下放的臭老九。”万云也想起那几个大城市来的知青们,有男有女,“七九年后,他们全都走了,一个没留下。”

    周长城说:“本来平水县也不是他们的家乡,政策放开了,他们就回家了。”

    万云也跟着同意,谁都想在自己家,她不也一样,希望和周长城有个自己的房子吗?

    “桂老师这个人,命运比较波折。”周长城和万云也不急着去农贸商店买东西,于是找块干净的空地坐下来吃点自己带来的花生,现在店里都是人,嗡嗡嗡的,他们不着急赶回去,就懒得去人挤人。

    “他原本是教大学生的老师,七零年被打成黑九类,最开始只是在他们当地的街道扫大街,”周长城对桂老师的来历知晓一些,了解得又不是那么具体,只能模糊地跟万云讲一讲,“除了他本人是知识分子,桂老师家在解放前应该是地主,我听人说他是地主的后代。广东那边有下南洋淘金的习惯,他好多近亲在国外都没回来。”

    “桂老师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七零年的时候十七岁,被当地安排到内蒙去插队了,在当地待了四年,谁知七四年冬天他跟着另外几个人扒着运煤的火车,一路南下,穿过铁丝网,逃到香港去了。这件事一传到当地的革委会,桂老师夫妇就被严加看管起来了。”

    “革委会的人把他们夫妻关押起来审问了一个月,也没从他们嘴里问出有用的信息来,没有办法,也就把他们夫妇释放了。可放出来后,处境反而变得更差,子债父偿,原本还能待在城市的桂老师夫妇和小儿子,受大儿子拖累,得被继续下放,往更偏远的地方去。”

    “最开始,桂老师和妻子儿子是一起被下放到粤北一个山村里的,桂老师不服气,出发前写信给当地领导申诉,说这是迫害,要求再次彻查,还他们清白,但每一封信从他那里递出去都要被审查一遍,桂老师的申诉信被拦下,被革委会的人知道,就看他更不顺眼了。除了地主成分,儿子逃港,他有不少亲戚都在海外,涉嫌重大的海外关系。于是本来要去粤北的他,因为这封信的缘故,最后只能跟家人分开,就被下放到了我们周家庄,离家远远的不说,还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举目无亲。”

    听别人的人生,跟听故事似的,有种隔靴搔痒的茫然。

    八十年代后,不少地富反坏右被平反了,从坏份子变成了要团结的一部分力量,加上百万下乡知青返城,市面上出现了不少伤痕文学,说的就是□□十年上山下乡的事。

    万云不上班,万雪担心她一个人在家无聊,给了不少故事类的杂志给她看,有些是民间传奇的故事,也有不少是知青下乡期间发生的事,她这几天倒是看过几个。

    “那他是怎么跟你认识的?”万云问。

    “桂老师原来是个大学老师,下放的时候,因为怕村民们不知道他的来路,被他语言挑拨,引起人民矛盾,所以他的档案一开始就是公开的。我们周家庄的村支书上过中学,是个尊师重道的人,对有本事教大学生的桂老师很是尊敬,他刚到我们庄上的时候,红袖章们来的不算频繁,只是把人放到我们那儿,支书伯伯还给桂老师在知青点边上弄了个小土屋,他就跟知青们一起干活挣工分领粮食。”周长城慢慢回忆着当年的事情。

    “七五年我十岁,记得是刚过完年不久,跟同村的小孩儿在村口玩儿,忽然来了一队戴红袖章的人,说要从严处理桂老师的问题!”周长城的脸色有点严肃,显然对那一次的记忆印象很深刻,“他们说,桂老师下放到粤北的家人也逃跑了,但是没人知道他们逃到哪里去了,革委会的人怀疑跟他大儿子一样,也逃到香港去了。”

    “于是那一阵子,桂老师不能住小土屋了,戴红袖章的那几个人把他的东西都拿走,只剩下两件衣服,让他搬到我们庄上的牛棚里去。后来时不时还要被压出来做检讨,满村子去游行。”

    周长城的手握成一个拳头放在嘴巴前,有些不忍回想,除了桂老师,他们村还有其他下放的地主后代,知青也有二十来个,不过都没有像桂老师这样凄凉,三天五头都要被拉出来批斗树典型。

    跟桂老师没有交情之前,周长城和周家庄其他这种半大的孩子一到游行的夜晚就很兴奋,拿着跟棍子跟在红袖章后头乱窜,唱着当年的歌曲,嚷着要打倒一切。

    “我们庄上有三头牛,在山脚下有个牛棚,桂老师就在牛棚边上搭了个三角草棚子,庄上给他安排清理牛棚的活儿。”周长城喝口水,继续说,“这种安排,村支书也没办法,只让他打扫牛棚,其他的农活就没给他安排了,主要是红袖章们来得太勤快了,想让桂老师喘口气都不行。”

    万云看着周长城那张深邃的脸,端然肃穆,想来是对桂老师的惨状抱了很大同情的。

    “庄上的牛每天都要赶到山上去吃草,这个活儿不算重,村里安排给我们几个十来岁的孩子,也算三个公分。那天刚好轮到我,出门前,奶奶给了我一根煮熟的红薯,让我放牛的时候饿了吃,我拿着红薯,就兴冲冲跑到牛棚去牵牛出来吃草了。”

    周长城想起第一次和桂春生说话的情境。

    当时他爸妈和爷爷奶奶都在,家里只有周长城一个小孩,大人们都疼着他,有点多余的粮食全都先紧着他。

    后面亲人陆续病逝,他成了周家庄的孤魂野鬼,吃了几年苦,可细细分说起来,他的童年是充满了温情的。

    周家庄的牛有三头,一次要去两个孩子,可那天,本该和他一起的小伙伴从树上跳下来弄伤了脚,赤脚医生给夹了竹板子,出不了门,他就一个人拿着奶奶给的红薯去了牛棚,反正只是把牛赶上山,牛吃饱了,再赶回牛棚里,这些是他做惯了的事,且都是性情温顺的老牛,大人们都还算放心。

    到牛棚的时候,周长城跟往常一样骑在一头青牛的牛背上,拿着路上折的小竹鞭赶另外两头牛。

    这时住在牛棚边上的桂老师虚弱地站起来,扶着牛棚的竹竿,蓬头垢面,嘴唇发白,脸色有不正常的红晕,小声地问他:“小孩,你的红薯能不能分我一半?”

    周长城当然紧着粮食,把红薯放在胸前,生怕这老头要抢他的食物。

    可桂春生当时根本没有力气,连抬眼都觉得累,见这小孩手上有点吃的,才爬起来问一问,他想,若是今天一点米粮都不进,那就干脆死在这里好了。

    周长城对这个老头不陌生,红袖章一来周家庄,就要把他压出去游行,他们一帮小孩跟在后头看热闹,都说他是大坏蛋,可是周长城看这老头来到庄上这么久了,除了干活扫牛棚,也没干什么坏事,现在看他又一副随时要倒下的模样,向来被家里人善待的小少年就有点心软,但是一整根红薯给出去,他舍不得,就掰了半根下来,递给桂春生,也不说话,不敢和他说话。

    桂春生接过周长城的半根红薯,狼吞虎咽吃起来。

    “你饿了?”周长城看他吃得急,从牛背上滑下来,也没有不能跟坏分子说话的忌讳,抬着头看着这个落魄狼狈的大人,没那么怕了,原来坏蛋也会饿。

    桂春生饿狠了,吃红薯噎住,直咳嗽,周长城赶紧摘了片大叶子,围成一个斗状,就着山上流下来的山泉水,接满了,拿过来给他喝。

    桂春生喝了水,终于把那几口红薯完全吞咽下去,咳得眼睛发红,不知是中暑还是感冒,从昨天起,他就头重脚轻,全身发烫,没有食物,滴水未进,已经烧了一夜了。

    “你这半根,能不能也给我吃?”桂春生喝了水,又盯着周长城。

    周长城有点为难,他也有饿的时候,半夜都会饿醒呢,就想摇头,但是桂春生双眼直勾勾地盯住那半截红薯,可怜又悲惨的表情,还是让他的怜悯心动摇了,把剩余的半根红薯递给他,一双眼睛盯住眼前憔悴的男人:“你以后,一定要还给我!”

    “还!”桂春生几乎是把周长城的红薯抢过来的,又是三两口嚼下去,还让周长城再给他接水。

    周长城接了水,递给他,再三让他保证,一定要还这根红薯。

    桂春生吃了一根红薯,总算把那点穷凶恶极的饥饿感给压了一点下去,还是面无表情,肚子像个无底洞,填什么进去都没有动静,声音发虚:“小孩儿,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周长城,是万里长城的长城。”周长城对自己的名字是很自豪的。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粱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灾殃。

    这是周长城的爷爷给取的名字,他们世代是农民,看天吃饭,逃过荒,躲过战乱,从北边跑到周家庄,只想时和岁丰,稻花香,鱼米足,家里人团团圆圆地在一起。

    “好,我记住了,等我有了红薯,就还给你。”桂春生的嗓音嘶哑,瘦得脸颊骨头凸出,眼窝凹陷,让人看不出他原来的五官。

    周长城得了保证,这才赶着牛上山。

    因为今天只有他一个人去放牛,牛走远了,他人小,步子不大,跑去把三头牛牵回来,回家就晚了,奶奶担心他,上山找他去,还给他带了个新做的艾草糍粑。

    周长城骑着牛,回到半途,见到奶奶,滑下来,两口就把糍粑吞下去了。

    奶奶慈爱地摸着孙子的脑袋:“下午吃了红薯还饿吗?”

    “没吃,给了牛棚的那个坏蛋。”周长城就把下午桂春生开口借他红薯的事说了。

    周奶奶刚开始以为桂春生这个大人抢了孙子的红薯,饥寒起盗心,火气都要上来,现在的粮食多金贵,一个大人竟敢抢小孩的红薯,也忒不要脸,正要找他算账,又听说是借的,还有点不信,孙子又说这坏蛋的脸很红,手好烫,跟着火一样,说话都发抖。

    周奶奶心里的火就消了些,心想这人大概是中暑,又饿惨了。

    周家庄和平水县一样,四处是山,到了夏天,早晚温差大,中午热得发昏,早晨又冷得发抖,桂春生连被子都被收走了,这种从城里来的瘦弱书生,倒下也不奇怪。

    祖孙俩儿把三头牛赶回牛棚里去的时候,桂春生还躺在床上起不来,听到牛归位的哞哞声,这才勉强睁开一丝眼睛,模模糊糊,看到两个一高一矮的人影,恍然间以为是他的妻儿来接他了,不禁苦泪长流。

    周长城的爷爷奶奶是当初跟着长辈一起逃荒过来,四十年前落脚在周家庄,因此周奶奶对挨饿有刻在骨子里的深刻印象,她胆子也大,上前去“哎”了两声,想问他什么时候能还孙子的那根红薯。

    桂春生烧得人都迷糊了,身边无人照料,前面的人生更是惨淡无边,只想这一烧,把自己烧死了,好赶紧解脱。

    周奶奶看桂春生病得起不来,这才发现严重性,摸一摸他的额头,被烫得缩回手,让周长城赶紧去叫村支书,自己也在周边采了两把退烧的草药叶子,接了山泉水,生火给他烧土药喝。

    村支书来了之后,也不敢大张旗鼓让桂春生搬走,就小声嘱咐拿了两斤粮食过来,又让周奶奶帮忙看顾两天,等退烧就不用管他了。

    红袖章的人说桂春生是牛鬼蛇神,要打倒他。可这也是一条人命,何况周家庄的人和桂春生无冤无仇的,总是不落忍的。

    周奶奶见过饿死病死的人,也见过在绝境中挣扎求生的人,在她的心里,只要有一点希望,就要好好活着,她和老伴儿常常在私下说,现在不打仗又没有饥荒,太平年月的,有些人不好好种田收粮食,三天两头搞不能吃的游行,把这些好端端的后生劳动力折磨成这样,真是作孽!

    村支书这么一叮嘱,周奶奶立即就把烧好的草药让桂春生喝下,到了夜里,还带着孙子送了两个艾草糍粑和一个粗米饼过来。

    桂春生好了之后,单独遇到周长城时,给了他一支钢笔,声音总算是实沉了点:“小孩,我没粮食还给你们家,这支笔还值点钱,你们拿去,看能不能换点吃的。”

    周长城不知道这支钢笔的价值,只想让眼前的小老头儿还他红薯和糍粑,不过他也知道,桂春生肯定是拿不出吃的,他自己都饿成皮包骨了,只好接了这支钢笔,回去拿给家里大人。

    周家往上数几代人都是农民,哪里认识什么钢笔水笔,一家几口看着这支钢笔,也估不准价钱,有些犯难。

    周爷爷和周长城的爸爸趁着跟大部队一起去县里交公粮的时候,拿了钢笔摸到黑市换米,那米贩子看了眼上面一行不认识的字母也摸不准,又给了另一个瞧着有点见识的大哥看,那大哥认出是万宝龙的,还有八成新,立即收了,给周爷爷他们拿了二十斤白米和十斤籼米粉。

    周家人都惊呆了,一支钢笔竟然能换来这么多粮食,藏着掖着谁也不敢告诉,飘飘然地回了周家庄。

    后来趁着夜色黑下去,周家人又把换来的白米和米粉各分了一半给桂春生,告诉他这是用钢笔换来的,他们家收一半,当是还了前阵子给他拿过来的吃食。

    桂老师从周家两老手里接过白米和米粉,有种哭笑不得的情愫,他那值几百块的钢笔,到了这里就只能换十斤粮米,但不管怎么说,这些东西也够他撑一阵子的了。

    往黑暗处想,周家人若不是什么实诚人,怕是连这一半的东西都不会分给他,管他饿死。

    “你要是饿了,就找这些野菜和山果子吃。”周长城有时候也会到牛棚去找这个灰头土脸的小老头,帮他一起抬抬牛粪,带着他上山找吃的,周家庄的附近的山都被这一老一小给爬遍了。

    小小少年的周长城觉得桂春生实在可怜,比爷爷奶奶说的逃荒人还要悲惨,周家庄最穷的寡妇家里都有两间黄泥屋和自留地,支书伯伯说他是受人尊敬的老师,现在竟然要住茅草屋,种菜也种不活,比他们这种半大的小子还没用。

    有些地方对桂春生这种下放的黑九类实行严厉的隔离,不允许当地的村民和他们接触,公社给他们派最脏最累人的活儿,但周家庄没有这个情况,只要红袖章不来,村支书和其他村干部隔几日就去看看,帮着收拾收拾牛棚,自从那次他发烧后,也没再让他缺粮食,村里人和桂春生说话,也都随他们去。

    周长城一家因为和桂春生有着钢笔和粮食的情谊,走得又更近一些,过年的时候,周家两老还会让周长城给桂老师端一碗菜。桂老师感激周家人的关照,又觉得周长城机灵善良,就拿了木棍教他认字,他那手字的基础,就是在牛棚前的一个小土堆上打下的。

    若不是周家庄村民的善待,桂春生怕是熬不到平反的那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