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云,其实,有三四年,师娘对我也不是那么好。”熄了灯,周长城搂着万云,有夜色的遮掩,才敢把这些陈年心事说出来,他闷声闷气的,“应该是我住到师父家第二年左右,尽管搬去大通铺睡,但白天还是在他们家吃饭。一直到我成为临时工之后的两年,师娘的脾气都异常暴躁,每天脸色都很差,对我吹毛求疵,我在她家里就是连喝口水都胆战心惊的。”

    不过,他想了想,又补充道:“那几年她好像对谁都是这样,看谁都不顺眼,小芬姐和小伟都在市里,没有怎么体会到。但不论是师父小梅,或是我,就是邻居们,那几年都挺怕她的。”

    邻居们还背后给李红莲取了个外号,叫她红斗鸡。

    万云躺在周长城的手臂上,玩着自己的头发,拿发尖尖去戳周长城的小臂,刚还想骂李红莲这人怎么这样,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但一听她对谁都这样,才把这句话吞下去,想了想,好像在一本万雪给的杂志上看到过这样的事情,问:“你师娘今年多大啊?”

    她决定和李红莲划清界限,那是城哥的师娘,跟她没关系,以后要注意改正称谓。

    周长城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很快回答:“师娘的证件上写大了三岁,其实她今年才四十六。”

    “那可能是妇女更年期综合征。”因为这个学名拗口,万云还特意多看了几眼这几个字,花心思记了一下,这才知道原来女人到了四五十岁会有巨大的情绪波动,而她们自己却很难分辨出来,好多都和家里人闹得山崩地裂,过好多年才能好。

    “什么综合征?”周长城紧张,他再觉得那几年委屈害怕,也不愿意师娘有什么事,“师娘得病了?”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病,不过好像每个女人都会有的。”万云让周长城开灯,找出那本杂志,翻到一个讲更年期综合征的母亲和青春期儿女互相对抗,误会,最后又合家欢的故事给他看,上头列举了一些更年期的症状,就有周长城说的炮仗脾气,一点就炸的特点。

    看完那个不长的故事,周长城放下心,原来是这种“病”,现在师娘好像过关了,又恢复了原来的性子,他关上灯,重新搂着万云:“读书就是能学到知识。”

    “那几年,我天天都怕自己做错什么事,引得她大发雷霆。”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师父也经常借口厂里通宵赶工不怎么回去,有时候会在大通铺和大家伙儿挤一晚,原来也是在躲着师娘。

    周小芬和周小伟在市里,因此躲过了这一劫,在他们姐弟心里,师娘就是那个干练泼辣讲义气的母亲,主要是小梅年纪小不会说,周长城和他们有隔阂不好说,师父周远峰更不可能主动和孩子们诉苦,他们无从得知家里的这些细枝末节。

    也正是因为李红莲那几年长期睡眠不好,一个人躺在床上,把一些前尘旧事拉出来反反复复地想,实在无人诉说,就全都倒给了才十六七岁的周长城。

    “其实师娘也挺不容易的。”周长城把积攒了几年的话,一点点告诉万云。

    本来周长城还想着回来用完那两个避孕套的,被万云那几滴眼泪一打岔,又说了一些心底话,夫妻俩儿反而谈兴大盛,说起了自己身边的人。

    万云拿了蒲扇来扇风,问:“为什么这么说?”

    “师娘的娘家是卖杂货的小商人,但是她爸妈抽大烟,把家业败了,一败家业,就先是把她两个姐姐卖到了外地,哥哥娶不了妻,被招赘了,她年纪最小,本来再大一点也要卖她,但是新社会不允许人口买卖,师娘一到十六岁,立即就想找人嫁了,生怕被她爹妈卖到外省他乡去。”

    这些都是那几年周长城在师娘那儿听来的。

    “师娘说,她当时就觉得当工人最好,工人地位高,每个月有稳定工资,穿上工服就不一样,铆足劲儿要嫁个工人,于是就天天摘了鲜花儿到电机厂卖花。她年轻时就是个辣姑娘,口齿伶俐,人又爱笑,好几个人都喜欢她活泼的性子,想跟她处对象,但知道她家里有两个吸大烟抽得不成样的爹妈,就没人敢招惹上她了。”

    “那你师父又怎么敢和师娘处呢?”万云好奇。

    周长城说起这些事也觉得好笑:“那时师父的爹娘还在周家庄,年纪大,天天顾着地里的收成,顾不上给师父找对象,就托人在县里找个能干的儿媳妇。有人介绍了师娘,师父就去见了。”

    周远峰一看是厂门口卖花的姑娘,有些傻眼了,他们不是说这姑娘家里的父母都是大烟鬼,天天躺在床上等人伺候吗?怎么还给他介绍呢?

    哪知李红莲也有一股脾气,知道家里惹人嫌,大声和周远峰说道:“你放心,我那烟鬼爹娘早就被掏空了,活不了多长时间,就是死了也不用你披麻戴孝!”

    第一面,两人不欢而散。

    后来周远峰在厂门口又见到这卖花的姑娘,两眼都不好意思看她,只能绕着墙边躲着走,李红莲也是个不怕事儿的,跑到人家面前拦住他:“是你没看上我,又不是我没看上你,我都见你好几次了,你躲什么呀?”

    周远峰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哪里遇上过这样的姑娘,相看失败,不觉得丢人,竟还有上赶子说自己不好的?赶紧掏出五分钱钱买了一串白兰花,话都不敢多说就跑了。

    李红莲捏着那五分钱,跟斗胜的公鸡一样,雄赳赳气昂昂的,每回见到周远峰还主动打招呼。

    几次下来,周远峰惜败,不躲了,让媒人婆重新约了李红莲再见面,李红莲也没有那股牛心气了,好好地和周远峰说话,尤其说到自己被不知卖到哪里的两个姐姐,哭得眼睛都红了,周远峰心就软了。

    男人一心软,事情就成了。

    后头就是结婚生子,跟着大家去闹分房,一起经历大运动的起落,再到孩子们长大成家,涓滴细流地在平水县过自己的人生。

    万云听得吃吃地笑:“师娘真有意思。”

    这时候又变成了师娘,而不是“你师娘”。

    周长城也跟着笑,如果不是师娘那几年膝下寂寞,这些话也不会说给他听:“不过,师父年轻的时候也没现在靠谱。”他亲亲万云的手,有些犹豫要不要说师父的小话,被万云一闹一撒娇,他也心软了,先让小云保证不会说出去,这才继续说,“师父年轻的时候好赌,就是在大运动的那几年都会悄悄和人聚赌。”

    万云的手心忽然凉了下来。

    周长城没有察觉到,自顾自地往下说:“七零年的时候,师父已经是能带学徒的高级技工了,听陆师哥说,当时除了他和刘师哥,前头还有一位姓崔和一位姓吕的徒弟。”

    周远峰手头有钱有票,徒弟们私下会对他孝敬,李红莲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小芬和小伟两个孩子听话乖巧,他在厂里受器重,有技术有地位,人值青壮年,正是年纪最好的时候。

    但有个极度不好的毛病,上交了家里要用的钱后,他每个月都要把钱赌光,一分不剩。

    尽管国家早就明令禁止赌博,但有人的地方就有赌,尤其是电机厂当时效益好,不少闲散青年就会开个赌博盘,拉人进来“试试手气”,只不过解放前是光明正大地下注,建国后转入更隐蔽的场所罢了。

    周远峰先是在这些人的劝说下去试手气,后来就每个月都要去报道了。

    李红莲也知道他这个毛病,但是周远峰是家里挣钱的那个,她就是再气恼也没甚底气和他闹,只能算着自己手里的生活费过日子。

    七二年,正是平水县大运动大批特批之风吹得最盛的时候,

    李红莲的出身本就敏感,她这样张扬的性子,那一阵每天都深居简出,生怕给家里惹事儿,其实也有人说要把她拉出来批斗,但也有人说她爹妈已经败光了家业,她也是贫苦的卖花女出身,就先批那些还在做小生意的人,后面无人可批了,再把她拉出来。

    后来在厂里的检讨大会上,有人特意喊了周家庄的人来揭发周远峰老家有八亩地,是富农成分,他吃着贫农种的粮食到县里学的技术,这样才进了电机厂,是混在劳苦大众中的富农崽子,要打倒他!

    刚开始的几天,是把周远峰和其他几个被批的人拘在厂里的一个空仓库里,每天只给两碗水,夜里再拖出来做检讨,戴枷锁。

    白天上工,夜里把人拉出来满厂子游行,铁打的人也要倒下,更何况他们还是打铁的劳力活儿。

    饿是一回事,最让周远峰觉得心寒的是,他最尽心尽力教导提拔的两个徒弟崔人杰和吕大河,揭发他揭发得最狠,把他每月必赌的事情说出来,还说他剥削徒弟的工资和福利,他们哥俩儿每个月都要拿出香烟来孝敬周远峰,周远峰才肯指点技术,不止如此,又杜撰了好几条根本不存在的罪名安在他身上。

    崔吕二人横眉立眼揭发完,就和其他人一样,把周远峰像个球一样,从这头踢到那头,饿得两眼昏发的周远峰双手被绑了绳子,也无法反抗。

    那时陆国强和刘喜二人一个十六,一个十五,没有说话的余地,前头两个师哥要他们一起上台攻讦师父的时候,陆国强就带着刘喜装肚子疼,不肯出现,到了白日上班时,再偷偷给师父塞半个小馒头。

    周远峰虽然每个月都要赌,但不是穷凶恶极的大赌徒,输完了就收手,下个月再来,至于孝敬,他们师兄弟几个都是出自本心给的,师父并没有强迫他们,每次教东西都是尽心尽力。

    崔吕二人上蹿下跳得厉害,是因为周远峰要求严格,做事认真到严苛的地步,有时候会不给面子地在众人面前训斥他们,他们觉得丢了面子,这次搭着批富批黑的风出气罢了。

    就这样周远峰被关在厂里半个月都没回家,李红莲让周小芬带着不起眼的弟弟周小伟去打探消息,说要是有什么缝隙,就塞点东西进去给他们爸爸吃,他们虽斗天斗地,但不会为难孩子,可两个孩子连厂子门都没进去,只在外围看着。

    有人看到周远峰的两个孩子,笑得不怀好意:“嘿,你们爸爸要被抓去吃枪子儿咯!”

    “你们都是富农的后代,都不是什么好崽子!”

    “不是吃枪子儿,就发配去大西北劳改!一辈子不能回来!”

    两个年岁不大的孩子一听这话,吓得手无足措,忙跑回家属楼去找妈妈,一五一十把这些话给李红莲说了,李红莲当时怀了第三个孩子,已经有五个月了。

    在厂里开始大规模搞这种“□□运动”之前,李红莲因为周远峰赌钱的事,两人吵好几天了,等这种检讨的台子一搭起来,夫妻吵架的事儿都抛到脑后,一心想着怎么过这个关口。

    听了周小芬和周小伟学回来的话,李红莲感觉肚子一痛,眼皮跳了一下,心神不宁的,让邻居帮忙照看两个孩子,想自己去厂里看看情况。

    等李红莲到了厂里,刚好遇上戴着红袖章的一队人马,听到李红莲在打听周远峰的事,立马就说要把她也拉上台做检讨,夫妻俩儿刚好凑成一对!

    李红莲不敢说话,抚着自己的肚子,贴着墙根儿跑了,那帮人在后头追,她仗着对地形熟悉,躲到一条暗巷子深处才躲开这帮人,受了好大的惊吓,回到家就把门关上,脸色发白,连气都喘不上。

    到了夜里,周远峰又被拉出来树坏典型,崔吕两个徒弟在台上义愤填膺的模样,认定了这个师父十恶不赦,还有人说要把他送到偏远的农场去改造,等改造好了再带回来继续为厂子服务。

    陆国强和刘喜两人一听师父要被送走,他们才当学徒不久,技术没学多少,两个半大少年急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只好溜出去,跑到家属楼去找偶尔会给他们加肉菜的师娘,让师娘想办法。

    说到这里,周长城深吸一口气,直到万云推他继续讲,他才慢慢呼出气:“师娘说,好在那晚陆师哥和刘师哥去家属楼找她,不然她估计就要一尸两命死在家里了。”

    原来李红莲下午被人一顿追赶,回到家就已经觉得肚子下坠,硬挺着给孩子们做了晚饭,吃过饭,裤子湿了才发现流了好多血,周小芬和周小伟年纪不大,又不懂生育这些事儿,只会给她端热水。

    想出去找邻居过来帮忙看看,但邻居大多都到厂里去看批斗会了。

    好在陆国强和刘喜来找人,哥俩儿立即把面无血色的李红莲背起来,一路摸黑送到厂区职工医院,小的没保住,保住了大人。

    李红莲流产的这个消息传回厂里,也算是给厂领导一个警醒,这种批来批去的风气不能再继续在厂里盛行了,既影响工作,又人心惶惶,根本没办法发展厂子,于是在领导班子的默认下,时任生产科主任的武鸿斌就带着保卫科的二十来个人,联合工人一起,把那帮红袖章给赶出去了。

    革委会的人指责厂里的领导不斗争,不遵循政策,两方人马开始在厂门口对骂,甚至要持械打斗,最后有人提议,既然谁都说服不了谁,就干脆派人比拼背主席语录和□□,谁背得多,谁就胜利,就听谁的。

    没想到戴红袖章的那帮人天天把口号喊得震天响,居然背不过工厂里的一帮大老粗,武主任操着一口平水县方言的粗口把他们骂得个狗血淋头,把叫得最厉害的那几个从一代骂到祖宗十八代,还说要让工人们批斗革委会的人,要去给他们贴大字报,要去县里给他们的档案记上一笔,还要去市里告他们,不敬主席!要与他们鱼死网破,斗到底!

    这种闹剧持续了一周,打没打起来,吵得大家都觉得没意思了才慢慢散去。

    自此,武鸿斌这人被作为厂子的重点中坚分子培养,这么多年,受过武厂长大小恩惠的职工不知几何。

    这场持续近一个月的检讨会结束,周远峰和其他被拘起来的人,也终于能回家和家人团聚了。

    “回家后,师父发现师娘流产,躺在床上起不来,小芬姐和小伟也没有上学,守着师娘哭,师父痛哭一夜,从此之后,他再没去过那个赌场。”周长城的声音很低沉,闷响在这间黑暗的房子里。

    李红莲也趁着这次男人愧疚的机会,把周远峰的工资和福利票据全都抓在手上,一抓就是十几年。

    “那师父的那两个徒弟呢?”万云也是感慨万分,抓着周长城的手问。

    “姓崔和姓吕的那两个?”周长城有些不屑,“后来师父就不愿意带他们,他们竟还想威胁师父,继续找地方揭发他富农的身份,师父虽然怕连累家里人,但也很硬气,让他们想去就去!不就是揭发吗?他也会,就揭发姓崔和姓吕两个人欺师灭祖!”

    “武厂长是部队出来的,最看不惯的就是这种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的背叛行为,于是就陆续找机会,把那阵儿蹦得最欢的几个人,一一找借口全都开除了。”

    ”武厂长真牛!“万云给武鸿斌竖了个拇指。

    周长城与有荣焉,能跟个好领导,也是值得骄傲的。

    周长城又说:“后来师父就只带着陆师哥和刘师哥,再不肯收入门子弟。”直到他的出现。

    “当时师父师娘会答应桂老师,愿意让我住他们家,就是听说我家里人在桂老师下放的那几年多有照顾。师父认为患难才能见真情,就像陆师哥和刘师哥做的那样。在桂老师那样落魄的时候,我们家没有落井下石,反而还给了一点关怀,他和师娘都觉得我应该不是个坏良心的人。这才在第二天答应了让我去他们家住。”

    这些话,周长城也是后来才听师娘说的。

    李红莲说,若没有他们家经历大运动前的这一遭,恐怕桂春生一年给两百块钱,他们也不会要周长城上门住的。

    像是命运在冥冥中注定,人和人的缘分,事与事的交集,总是由许多不同的天时地利因素结合起来的,最终才形成了如今的因果和机缘。